沈从文传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2)

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2)

　　所谓“第三种”政治势力，是国共两党外其它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士，超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之外，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力量。在对国共两党政治不信任这一点上，沈从文与“第三种”力量属同一思潮。但沈从文反对以派别反派别，不愿参加任何形式的派别与集团活动。因此，有人称他为“第四条道路”的鼓吹者。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份怀疑。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黄乾只好作罢，告辞而去。此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与矛盾，终于淡化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政治上不与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20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他的信念来自他特有的人生经验。

　　这种信念同时深植于他对乡土命运的观照。在这期间，特别影响到他对战争和中国命运问题思考的，恰恰是湘西地方命运的历史演变。

　　1947年，沈从文收到亲友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了那支被迫离开乡土的“筸军”（原先由陈渠珍统领的那支军队）的最终归宿：内战爆发后，这支经整编的“甲种师”部队，奉命驻防山东胶济线上。一个星期前，在莱芜战役中全数覆灭，师长也随之阵亡。

　　沈从文心里刮起了一场急风骤雨。他想起辛亥革命后30余年间，上承清代屯防绿营兵的“筸军”兴衰败亡的历史。

　　缘于咸同年间组办筸军的渎武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小军阀的战争中，湘西的年轻人大都寄身行伍，企图从军官上找出路。可是，这支地方军队与外界又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归宿。员参加过“靖国”、“护法”战役，战事一过即退回湘西。后来接手这支军队指挥权的陈渠珍，受“割据自保”心理的支配，满足于保地自雄，对内又沿守旧制，不思改革，终于导致苗民起义。在内外压力下，陈渠珍下野，队伍不得不交给国民党中央势力支配，离开乡土。抗战爆发后，先后参加过松沪之战、南昌保卫战、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南岸据点争夺、长沙会战。每次战役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中级半死半伤。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和湘西人的面子考虑，受伤的旅团长一出医院就返回湘西补充兵员。抗战胜利后，多数官兵以为和平来临，盼望不久即能改编退役。那位师长还想退役后去北平读几年书，然后与沈从文合作，写一本关于湘西地方历史的书。却不想内战终于不可避免，这支非蒋介石嫡系，八年抗战剩下的筸军残余，在一种极暧昧情形下，终于被时代的飓风连根拔去，迎来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战争的灾难不仅降临到这支身遭覆灭的五千官兵身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落到了湘西民众头上。8年抗战，湘西民众承担了这支军队的全部战争重负。眼前的一份死亡带给五千寡妇万人父母，许多家庭将由孤儿寡妇自作挣扎！

　　——沈从文悲从中来。他看到的是整个湘西地方的悲剧命运，从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归宿。就在得知这支筸军全数覆没消息的同时，沈从文收到了一个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寄来的诗集。诗集中用了一些黑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年龄不到20岁的木刻作者，凑巧正是表哥黄玉书的长子黄永玉。沈从文为“命运偶然”吃惊，他由此想起有关黄玉书一生的遭遇，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与那支外出筸军命运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3月23日，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文章以湘西历史变化为经，黄玉书一家的灾难遭遇为纬交织写出，从深处对湘西地方的历史命运作出了思考。

　　文章以极大的比重，叙述了筸军的历史演变过程后，追究了这支军队胶东一役全数覆灭的原因——既非战术上举措失当，也不是武器装备低劣，而是出于传染浸润在官兵中的厌战情绪。

　　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早已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厌战解体。专家们谈军略，谈军势，若明白这些青年人生命深处的苦闷，还如何正在作普遍广泛传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小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且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哪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

　　沈从文明确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实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虽然贩亡的一方属于自己乡土那支军队，其中多有自己亲友、熟人，但他并未将历史的过错归于对方，是非界限是分明的。将其与《从现实学习》一文所持观点相比较，见出二者的差别。正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确立了沈从文笼统的反战立场；而在具象层次上，沈从文仍有着虽不曾明言，却不难辨识的是非倾向。因此，他看到这支乡土军队一方面虽厌倦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人心解体，另一方面，出于长期的习惯制席的拘束和对小集团利益的依附，一经陷入，终无法自拔。于是，悲剧就在这种情形下被铸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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