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故乡行·二(3)

故乡行·二(3)

　　临时雇定的十几只大小空油船，一字排在河边码头边。一些军用品堆放在河滩上，正有人在向船上搬运。一些随沈岳荃同行的下级军官，也陆续上了船。那两连伤愈的家乡子弟兵，都穿着崭新棉袄，早排队到了河边，待装船物资上齐，也分别上了船。几个从河边过路的学生代表，见此情形，知道事出仓卒，来不及组织欢送，立即跑到城门边杂货铺，买了两封千子头鞭炮，带到了河边。

　　眼见弟弟离开自己，走上一只大船，沈从文沉默无语，一种悲壮和肃穆情绪揉和在心里。

　　鞭炮响起来了，大船已经调转船头，十几只船相继缓缓向下游滑去，沈岳荃和一群下级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沈从文挥手。

　　沈从文眼里充满热泪，不由自主地沿河滩跑了起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不成！这不成！”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是战争，这是战争，这是战——争！”

　　船队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转弯处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湿雾，逐渐聚拢，并向上升腾，越来越浓。黄昏正在降临，沅陵码头远近房屋和声音，同往日一样，不久就变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雾里了。

　　想起在长沙与徐特立的谈话，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

　　小说选取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20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24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或受了点“新生活”的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新生活”自然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然而，这实在又不是象征。它与向上调动的“中央军”，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它在骨子里是湘西地方民族灾难的根源。“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掌柜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这地方会要遭殃，不久又要乱起来。又有枪，又有人，后面又有撑腰的，怎么不乱？”

　　——《长河》敲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五溪会猎的开场锣鼓。沈从文从深处触到那个“苗民问题”，他感到一种彻骨之痛。为了冲淡现实带来的内心痛苦，小说有意作成一种牧歌式的谐趣，涂染变动来临前的乡村宁静，描绘乡村美丽、质朴、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

　　夭夭不作声时，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变化。可是其时看看两个女的，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滕菜叶，自在从容之至。

　　小说的主干故事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发生。吕家坪那位依权仗势、横行乡里的保安队长（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化身）与葡萄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围绕着敲榨桔子与调戏夭夭事件展开并逐渐激化。面对外来邪恶势力的欺压，“乡下人”生命内部已经生长出抵抗忧患的力量。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然而，这矛盾发生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之际，而国民党却忙着对内兼并，消灭异己。——“听人说兵向上面调，打什么鬼子？鬼子难道在我们湘西？”一方面，“乡下人”对此感到无从解释的困惑，一方面，一份爱国热情正在身上燃烧。

　　“……船上有个美国福音堂洋人对我说，……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我明天当兵去打仗，一定抬机关枪，对准鬼子光头，打个落花流水！”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1938年，不少文学创作沉醉于盲目乐观氛围的时候，沈从文以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切了解，发现着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在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键下台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可是第一卷完成后，在香港发表，即被删去一部分；1941年重写分章发表，又有都分章节不准刊载。全书预备在桂林付印时，又被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压。托朋友辗转交涉，再送重庆复审，被重加删节，过了一年才发还付印。到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已经是1948年了。

　　《长河》终于以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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