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 “丁玲事件”前后(2)

“丁玲事件”前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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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影，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佯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各官办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轻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困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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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沈从文皆列名其中。6月，营救丁玲最得力者杨杏佛，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同时，报纸和社会上盛传丁玲已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的误传，由于相信者众，沈从文从各方面熟人朋友处打听，皆以其事为真，也不由沈从文不信。

　　在确信这一传言的前提下，沈从文于同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死难朋友的哀思。

　　这是一篇以丁玲死难消息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那个没有直接出场的“孟轲”。作品通过另外三个女性——黑凤、仪青、蒲静的议论，从侧面赞萨了孟轲的“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而“不把那点经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优良气质和品格。当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拍回的孟轲已经被害的电报后，小说这样描述黑凤的反应：

　　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了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轻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了颜色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驭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里把它找到，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张半身像上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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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月间，围绕丁玲失踪事件，社会上谣传纷纭。说丁玲已被杀害者有之，说丁玲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坚持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并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则利用报刊编织、散布谣言，对丁玲实行人身诬陷。其时，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燕京大学学生，在报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

　　沈从文痛恨这些没人心者的造谣，并坚信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6月4日，他再次执笔，写下《丁玲女士失踪》，于6月12日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带出的口信“我已被诱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认捕人的消息，坚持认为“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续捕去”，对国民党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出抗议。末了，沈从文愤怒地写道：为这件事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轻人“自卫”且指示自卫方法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沈从文的辩护招来了张铁生的攻击和漫骂，并极为下流地编造有关沈从文和丁玲的谣言在《庸报》上发表，文章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张铁生的卑劣行径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鼓励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对沈从文说：我们出钱，你去法院告他。《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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