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萨坡赛路号(3)

萨坡赛路号(3)

　　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10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①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1928年年底（或1929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8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1930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