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2)

从“将军”向士卒的跌落(2)

　　“性格也有趣。他不识字，一个粗人，身份又卑微，到老只是一个战兵。难得的是他对谁都和气，遇事比谁都讲公道，特别喜欢和小孩子玩在一处，样子既天真又妩媚。遇上‘额外’、‘守备’一类小官，总是垂手低眉，异常和气谦恭地喊一声‘总爷’。

　　“只是他不但教孩子在操场上演兵摆阵，还教他们用骰子摆阵赌博；既教他们打拳练习，还鼓励他们打架斗殴：‘狗肏的，没得OE庞茫艿憔ⅲ倮矗倮矗虼耍依锕婢卮蟮的孩子，都不准到他那边去。参加他那个训练班的，多是寒微人家子弟。由于同住一条街，我家里要点草药或遇到别的什么事，常免不了找他帮点小忙，却不许我和他泡在一起，大约是担心我限着他学下流。我呢，却常常瞒着家里，跑到他那里去玩。我后来在军队中遇到危险，一些自救救人的知识，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您在技术班的成绩如何？”

　　“很不错。我六岁时出疹子，差点死去，又得蛔虫病，体质弄得很弱。亏得技术班的训练，使我体质结实了好多，同时也磨炼了性格的坚韧。后来凡事不关心成败得失，始终能坚持下去，就得力于这种训练。我还先后参加过三次守兵缺额补充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将学习的各种技术演习一次。单杠上挂腿翻上接十字背车，蹿一次木马，走一回天桥，拿一个人顶；指挥一个十人小队，下正步、跑步、跪下、卧倒种种口令。虽有许多军官在场，临事心里不免有点慌张，但动作还没有失误。三次缺额考试我都没有得到。第一次被一个叫田杰的人得去，他在班上作大队长，聪明能干，各样都来得，在同学中威信极高；大家都喊他作‘田大哥’；第二次考取的是一个姓舒的孩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虽各种技术不怎么出众，胆量却极大，从两丈多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下，到地还稳稳站住；第三次是一个叫田棒槌的，撑竿跳会考全班第一。其余人虽然落选，倒也无话可说。我虽未考中，家里仍然十分高兴。一是进技术班后，我每天去军官团上操，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懂了许多军中礼节；二是第一次考试还得过军部奖语，家里以为我已经上了正路。”

　　“那您当时一定是很得意的了？”

　　“是很得意。在技术班里，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陈继瑛，家住在离我家不过50米。吃过晚饭，我和他就相约穿上灰布军服，有意挺起小小的胸脯子，气昂昂从街上走出城去。城门边有个卖牛肉的屠户，常常故意逗我们，拿腔拿调喊我们作‘排长’。还有一个守城老兵，一边对我们作鬼脸，一边阴阳怪气叫我们‘总爷’。我们照例不予理睬，自以为将来要作大事。陈继瑛一心想当团长，我只想进陆军大学，‘排长’、‘总爷’之类，我们还不放在眼里，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我讲祖父作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平时不怎么在意，这时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本来就不爱读书，皇帝又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心想当状元已毫无希望，当将军还有可能。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俨然有了当将军的气概。得到军部奖语时，我就认定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当将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成天生活在作将军的想象里。”

　　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潜移默化，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机会，就会被诱发出来。据沈岳焕自己说，这种当官作大事意识的被清洗，是他在保靖读了许多书以后。然而，他后来的厌官从文，终不过是中国人那种“兼济天下”的心理模式换了一个方向而已。

　　“可惜好景不长。陈姓教官一人主持技术班，处理一切井井有条，成绩特别突出，被镇守使看中，调去当了卫队团的营副。如此一来，技术班无形中就解散了。这时是1917年4月，技术班前后存在了8个月。”

　　“您在自传里说，您是1917年8月入伍当兵的。从4月到8月，您在作什么？”

　　“还是一边上学，一边在外面野，可以说是旧态复萌。因为又失去了有效的管束。那年秋天，我已经小学毕业，报名进了初中。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道门口。班上已经分配了座位，可还没等到上课，我就跟军队下辰州了。”“那时，您父亲未归，哥哥已经北行，家里作主的只有您母亲。让您当兵的决定是母亲作的了？”

　　“是那样。当时母亲处境十分艰难。首先是家里破了产。最初，父亲随军驻守大沽口，家里值钱一点的‘宝贝’（珠宝之类）都带在身边。庚子大沽口一战，父亲狼狈逃出，这些‘宝贝’便全部丢失了。眼下，哥哥在热河赤峰找到了父亲，父亲却不肯回家。他在外避难五年，尽打“烂仗”。身边尽是作官的，他为人爱面子，一切应酬不肯落后，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1916年底，袁世凯死去，他才与家里通信。来信就是要家里典田还债。到后，家里一点田产便典光了。“真是祸不单行。1917年家里又死了我的二姐。二姐比我大两岁，人生得聪明、美丽，性子倔强，凡事不落人之后。得的是‘女儿痨’。得了病，仍改不了那份要强好胜脾气。她的死也就死在那份倔强性格上。二姐死的时候，母亲哭得晕死过去两回。母亲也是个要强的人，自我出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母亲伤心落泪。我也很伤心，记得埋葬二姐时，我还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17年后我第一次返回故乡时，那株山桃已长有两丈多高了。

　　“当时，我体会不到母亲的苦处。她让我出门当兵，一定是极难的决断——因为我那时才14岁多一点。家中的败落，二姐的死，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母亲将世事看开了些。与其让我留在家里学下流，不如让我自己挣一份口粮，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一个家住城里的杨姓军官这时正带兵路过凤凰，母亲向他说及家中情况，那军官答应让我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同去辰州。如此一来，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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