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神尚未完全解体(2)

神尚未完全解体(2)

　　因此，在多数山民头脑里，没有明确的商品观念。一切山果，如桃、李、梨、桔、柚、板栗等，野生的固然人人可以见而取之，家种的，过路人只要向主人打声招呼，便可随意摘取解渴。——“水泡泡的东西，吃几个算什么，越吃越发！”几乎成了山里人的口头禅。后来，在一些行人过往较多的路旁，要摘取果物也要付点钱，出一毛或两毛钱，便可拿一短木棍，尽你奋力朝结满果实的树枝上打去，打下多少是多少。这大约也算得经济观念的一种进步，终究也只是一种象征。似乎大凡非经人力或所付人力不多的物产，在这里一律被视作天赐之物，在它面前，人人权利均等。每逢冬闲，村寨里的青壮，常常结群赶山，带着猎狗，拿着猎枪，打野猪，赶山麂。枪响兽倒，一有所获，即便是过路的陌生人，见者便可分得应有的一份。

　　这些世代延续的规矩，已经成了山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也有急需一点小钱，将家中收获的山果拿到集市上出售的时候。价钱既便宜，出手也极大方，并随时作出半卖半送的神气。——决非现代商人的狡诈，仿佛带一点不好意思的愧怍：不是急等钱用，怎么好意思拿它卖钱。虽然时至今日，情形已有了很多改变，但具古风犹存。1984年，湖南现代文学学会在湘西张家界举行年会，其时正值10月，恰逢板栗上市时节。一位同行邀我去买板栗，见路旁一乡下老婆婆出售的板栗油亮可爱，便提出买两斤尝新，并说自己不识秤，嘱我给她看秤。这时，老婆婆已将板栗称好，一听这话，老太不高兴地将秤盘上的板栗扒下近三分之一，絮絮叨叨地说：“不相信人，怕我少秤，秤给你看，称给你看！”她将秤砣放在两斤星花上，秤杆仍高高翘起。

　　又有一次，我们一行几人仍然去买板栗，见路边一位老妇人有大约六斤板栗待售。问他价钱，答是四毛钱一斤，还价三毛五全买下来，老妇人不肯。我们说，中间那么多小的，不值四毛。老妇人听出我们话语中有货、价不符之意，一边说“小的捡掉就是了”，一边动手将颗粒小的捡出。小的捡去又有小的，于是又捡，最后捡得只剩四斤（捡出的两斤几乎卖不成钱），遂以四毛钱一斤成交。他们不仅没有学会欺诈，就像我们经常从做转手买卖的个体小贩身上见到的那样，甚至缺少正当的经商能力——或许，他们原本就没将它看作是作生意。在这老一辈的山民心里，信义比钱更金贵。

　　这一切，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也许是缺少经济头脑的“愚”；伦理学家看到的，可能是人性的“善”；哲学家瞧见的大约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文学家感兴趣的，一定是纯朴人性的美。而作为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子，我被唤起的，是一种既喜且悲的人生伤感情绪，我仿佛置身于群山中一道山口，它的后面是一条幽深茫远的历史文化的峡谷。它的最初起点在哪里？决定这种历史延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它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感觉到了一种惶惑。

　　这种使人感到惶惑的事还多着哩！每逢冬闲或新春期间，在湘西的山道上，可以随时碰上男女婚嫁的迎亲送亲队伍。——汉、苗、土家各族，依据各自的民族习惯，正按各不相同的婚嫁程序，操办着儿女婚事。如果说，这各个不同的嫁娶仪式，只属于文化表层的风俗差异，那么，等你深入下去，便会发现有着质的区别的爱情与婚姻形态的交织。在汉族、土家族聚居以及三族杂居区域，封建形态的婚姻已经占有主导地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男女婚姻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有小女子年纪十二三，就被送到婆家去当童养媳，长到十五六岁时便与丈夫圆房。也有晚婚待嫁的女子，被年轻野孩子的山歌或旧戏文唱开了心窍，或去山上与情人幽会，或跟飘乡戏子、过路军人私奔，照例给本地人留下说不完的话柄。

　　到本世纪初，感受着时代风气的影响，一些在本地较大城镇水码头学校里读书或外出省城求学的青年，心窍子被书读开，婚姻不愿再由父母包办，已婚或已经定亲的，回家第一件事，便是闹着离婚、退亲；未婚的便在外面找一个对象自由结婚，从此不再回来。在苗族聚居区域，爱情及婚姻仍延续着原始的自由形态。男女间的结识与相爱，多以对歌的方式进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向自己钟情的未婚女子（在服饰上，未婚与已婚、及笄与未成年女子，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标志），表达爱慕之情。照习俗，或否或可，女方都有以歌作答的义务。若双方都有意结交，便以歌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与地点。经过进一步了解与接触，双方都感到满意时，才互赠信物，以约永好。男女定情后，征得双方父母同意，才能托媒提亲。如父母不同意，还可以找舅舅。只要舅舅点头，便可结婚，即使父母从此不与舅舅往来，也无权阻止婚事进行。如果舅舅也不认可，方有奔婚与自杀殉情的事发生（这种情况反倒并不多见）。

　　这种“舅权为大”的观念，不仅盛行在湘西的土著民族，即便是较早移居湘西的汉族中间，也仍维持着相当大的影响（也许，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渗透，在湘西采取的是一种双向进行的方式）。舅家的男子看中姑家的女儿，托人说亲，姑家没有推托的余地。俗话有“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这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典。这似乎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父权开始确立而母权仍具相当大影响，父权向母权妥协的产物。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形成各种不同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局面。虽然，作为中国统治阶级统一的封建意识形态，已经向湘西渗透与扩张，但是，不仅在不同区诚，这种渗透与扩张的程度各个不一，而且，在一般的山民中间，奉行的仍是传统的家常人生哲学。这不仅与封建专制统治的不稳定状态有关，也与封建教育的严重落后状态有关。

　　据地方志记载，自明代在苗区始有读书人“讲学于辰州虎溪”。^①但直到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在乾州建厅治，乾州仍无厅学，只设了一个临时的“镇溪所学”，乾隆元年方改沪溪训导部为乾州厅学训导。乾嘉苗民大起义以后，书院才渐次增多。虽然，封建教育的后来发展培育出一批进士、举人，如做过民国政府总理大臣的熊希龄等，但究属凤毛麟角。多数人的人生教育是在家庭和社会的人生课堂里进行的。这种民间教育，重在宗族——家族血缘观念的灌输，讲习应付人际交往必需的社会礼仪及各种劳动、体育、娱乐技能。其内容方式，皆由湘西普通民众与之面对的生存环境所规定。

　　由于长期处于未开发或半开发状态，其生存环境是严酷的。至本世纪初叶为止，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主要依靠沅水及其各支流。由于交通闭塞，凡山里大宗山货运不出去，内销极其有限，卖不出价钱；土地又贫瘠，若逢世道太平，又能风雨调顺，土地所出尚可供其温饱。倘若遇上旱、涝、虫灾，日子便极为难熬。地理环境又是那样险恶，陡坡悬崖，恶滩急流，瘴疠之气，毒蛇猛兽，抬脚便可遇上。稍一不慎，或被蛇咬兽伤，或失足落坎，或中暑发痧，一个活鲜鲜的人，转眼便成地下之鬼。加上在外来者眼里，湘西人一律是“蛮子”、“土匪”，官府“剿匪”杀人，既可随意牵连无辜，挨打受气，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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