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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25.起诉名单

  调查确认战犯的罪行特别是日本战犯的罪行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首批审讯对象是校级以上的100余名战犯,他们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犯下了数不清的弥天大罪。但由于许多罪行时间长,证据不清,有些被害人因语言不通,不清楚日军部队番号和日本战犯的姓名。审讯期间,部分日本战犯没有谈罪行真相,有的伪造事实,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根据调查结果,在抚顺管理所监禁的969名日本战犯杀害的平民和抗日联军,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手段也更恶毒。为证实战犯们坦白的罪行,进行的实地取证结果表明,日本战犯的罪行包括杀人后吃人肝、脑浆等等,真是令人发指。这些日军是披着人皮的一群野兽。许多证人讲述的日军犯下的罪行,使负责取证的工作人员增添了无比的仇恨。因此,上级再三强调,工作人员要克制感情,要客观准确地调查事件的真实情况。

  整个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首次确定的起诉对象是107名战犯,其中70人被列入处极刑名单。

  1955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将起诉名单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听取报告之后做了指示。他说:“我们处理日本战犯的原则是,一个人也不杀,一个人也不判无期徒刑,罪大恶极的人必须判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返回抚顺后,召开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共9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宣布党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死刑后,会场内一片哗然,有的人当即站起来,要求党中央改变决定。不仅一般干部不能接受,就连一些领导干部也想不通。

  我们许多干部和亲属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曲初,在抗日战争年代,失去了许多战友,他自己也九死一生,腿被日军打伤,落得终生残疾。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名炊事员在院里正巧碰上了曾杀害过他父母兄弟的仇敌。有一名日本战犯在操场被两名炊事员截住了。其中一人指着他喊道:“你给我站住,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炊事员气愤地拉起架式,准备扑上去揍这名战犯,被正路过的一名护士制止了。这名战犯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一会儿,翻译走过来向他说明了刚才炊事员为什么冲着他发火。他听了之后,吓得脸色苍白。

  那是10年前,即194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担任日军第59师第111大队分队长的他领着部下到山东一个农村,强行要求农民们交新割的小麦。日军已多次掠夺过,农民手里已无小麦可交了。他看农民们谁也不开口,下令把全村老少全部赶到村东头池塘边,枪杀后把尸体抛进池塘中。那时管理所的炊事员才10岁。当时他一家人全都被杀,他是躲在墙脚下才幸免于难。他亲眼目睹了父母死在日军刺刀下,还看见小姐姐被日军强奸后被刺刀捅死的惨况。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日军分队长凶恶的脸。他记住的那个杀人恶魔就是眼前的日本战犯。

  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处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谭政文检察长带着工作人员的意见,再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干部群众提出的种种意见,并提议中央改变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周恩来总理听了谭政文检察长的汇报之后沉思片刻。他沉重缓稳地说:“理解干部和群众们的心情,但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只要领导干部思想通了,下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从长远看,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是正确的。目前可能一些同志无法理解这个政策,但20年后会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党中央的政策要坚决贯彻落实。再重申一次,一个人也不能杀,不能处以死刑,最大限度地限制判刑人数。”

  谭政文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多数干部仍然不能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认为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

  东北工作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审议了起诉战犯的名单。结果起诉名单从原来的107人减到45人,取消了处以死刑的70人名单。最后,向军事法庭递交的日本战犯的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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