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64)

六四

　　§22.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假证

　　1959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特赦令，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共30余人特赦释放。接着，他们出狱在北京崇内旅馆住了两个月。他们逗留在这里一是等待工作通知，二是学习观光。

　　溥仪与其他战犯一样，出狱后对过去历史污点总是深深地自责。他常常从内心自责的往事是在天津和旅顺与关东军勾结的历史。在狱中，溥仪坦白了这一段历史和自己的罪行，但没有详细说明自己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歪曲历史所做的证

　　溥仪出狱后，在北京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对我说：“我牢记周总理关于我对满洲历史有责任的话，历史是严肃的问题，应凭良心如实地反映。”

　　他向我认真地说明了当年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假证的过程和内容。后来，我查阅了当年报道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内容的报纸。

　　1946年8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传唤溥仪出庭作证。此事引起了各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而其他国家报纸报道，溥仪前往东京作证后将返回苏联。各国报纸还大书特书溥仪在法庭上的证言的重要性。

　　为出庭作证，从苏联押送到东京后溥仪顿感对自己一生最严峻的时刻即将来临。虽然让溥仪出庭作证，但溥仪有自己的打算，他考虑的不是出庭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命。他想把所有罪行全部推给日本战犯，把自己说成一个傀儡皇帝，甚至企图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把日本战犯的罪行全部说出来，必然要露出他自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的罪行，结果他将由证人变成战犯。溥仪为此绞尽脑汁，苦苦冥想。

　　审判是在前日本陆军部大厅进行的。在来自澳大利亚的审判长主持下，审判持续了两年6个月。法庭审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28名日本战犯，其中8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包括前关东军军官土肥原贤二、怂恿溥仪去满洲的坂垣征四郎和前首相东条英机。

　　8月16日早，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法庭内坐满了人，旁听席已座无虚席。溥仪入场后，记者相机闪光灯争先恐后地闪亮。一般作证人都由一名宪兵警护入场，而溥仪由两名宪兵带进法庭。

　　原来人们认为溥仪是不善说辩的迟钝的人，可是法庭开始让溥仪作证后，当地报纸报道溥仪在法庭上临机应变，回答如流。他面对检察官和美国、日本等律师表现出了毫不逊色的雄辩能力。溥仪使他们愤怒，还捉弄他们，最后他们相互争吵。

　　“你叫什么名字？”

　　美方首席检察官按惯例问证人姓名、简历。溥仪简要地说了他3岁登基当皇帝一直到被捕的历史。法庭静得鸦雀无声。溥仪说到辛亥革命时，提高嗓音赞扬孙中山，称他是伟大的人物。

　　“我的母亲隆裕大后早就见过孙中山，她赞成民国，她决定把权力交给革命党。”

　　谁听了都会晓得溥仪在编造，而且与证词关系甚远。

　　“你离开天津到旅顺后，与日本人进行了什么样的接触？”检察官单刀直入提出要害问题。

　　对于溥仪来说，这件事生死攸关，而又是不可回避的事情。法庭为了证实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的罪行，把这件事作为重要依据提出来了。溥仪作证时，只谈到他与日军司令香椎浩平的会谈过程，隐瞒了在天津与土肥原贤二夜谈的事实。当时，溥仪是主动找土肥原贤二询问日本人要成立的“满洲国”是帝国制还是共和制。确信未来的“满洲国”是帝国制和自己又能实现皇帝梦之后，他同意前往“满洲国”。

　　“为什么去了旅顺？”

　　溥仪开始对一连串的提问惊慌失措，后来他渐渐地平静下来。

　　溥仪在回答关于旅顺之行问题时，把事先编造的谎言说出来了。他讲，他是在日本人“胁迫”下被强行带到旅顺。检察官再提问时，溥仪说他与坂垣只谈了一般性的问题，隐瞒了他提出以建立帝国为前提条件前往东北的事实。

　　“你为什么顺从日本人？”

　　检察官的这一提问明显存在漏洞。溥仪抬头望了一眼对面坐成一排的11名法官，而后他嘲讽似的回答法官。

　　他说：“当时，有那么多民主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无可奈何，而我一个人怎么能抗拒得住日本人呢？”

　　对这意外的反驳，检察官不知说什么好。溥仪看了一眼表情为难的检察官后，带着哭腔编造了他被“胁迫”的过程。

　　他说：“那完全是关东军有预谋的行为。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将会受到严惩。”

　　溥仪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所讲的是事实，把曾任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的名字也列举了。

　　听了这话，站在被告席上的坂垣征四郎用愤怒的目光直盯着溥仪。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一天他的证言达到了高潮。他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只是傀儡皇帝，揭发了关东军的罪行。

　　他辩解说：“我连会见亲属的自由也丧失了。只要亲属来访帝宫，必须做详细的记录。甚至不容许我参拜祖先陵墓。”

　　“那件事说到为止吧！”检察官中断了他的话，并提出了其他问题。

　　在回答关于谭玉玲贵人死因时，溥仪气愤地直视吉冈安直。他说：“23岁时，她得了病。她有较强的爱国心，她总是安慰我要忍耐和等待，总有一天会夺回被占领的领土。可是她被日本人毒死了。谁是元凶？就是站在那儿的吉冈安直。”

　　溥仪用手直指吉冈安直，愤怒地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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