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47)

四七

　　2．军事审判

　　预审前，已经在中国过了5年。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详细调查清楚我在中国犯下的罪状。在我指挥作战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百姓上诉了我的罪行。

　　“你认定居民上诉的事实吗？”预审官问我。

　　我只知当时作战情况，从来不过问杀了多少人，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报告。所以我回答道：“我不记得当时杀害了多少居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种情况发生，作为指挥官我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

　　1956年6月，开始了对我们的军事审判，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理。6月3日，我和其他同伴共8名日本战犯被押送到沈阳军事法庭。

　　审判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审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有我和其他师团长3人、旅团长2人、联队长1人、情报军官1人、军医1人，共计8名。第二次被判刑的人是伪满洲国官吏、警察、宪兵、特务和其他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8名。另外，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战犯也被判刑。

　　审判前，法庭向每人分发了起诉书日文本，并让我们有何疑问提出来。起诉书中列举了我任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期间犯下的7条罪状。罪状里没有涉及军事上的问题。最大的罪行是奴役和杀害百姓、破坏民居、掠夺家禽和粮食、强奸妇女和杀害战俘等。在此之前，我通过从日本邮寄的杂志已了解了其他国家军事法庭审判过程。波茨坦宣言第9条规定，严惩虐待俘虏者。因犯此罪被处死刑的日本官兵达1200余名。我任师团长时曾指挥过“秀岭作战”，起诉书提到了这件事。我指挥的这次作战中，杀害了战俘86人。这一条罪状，足可以处我死刑。因此，对判死刑，我早有心理准备。

　　6月9日，开始了法庭宣判。阶梯形的法官席上审判长坐在最高席位，两边是审判员，最下边右侧是检察官，左侧是辩护律师，右侧后边坐的是证人，我们8名战犯面对法官站在中央。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整整念了一上午。

　　下午，法庭对第1号被告罪行证人做证。证人的证言，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们那愤恨的眼神和列举的证言，仿佛像一把利剑刺痛了被告的心。所有证人，异口同声要求法庭判处我死刑。在这里，我想说一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名证人。事情是在我担任联队长时发生的。我们接到共军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的情报。师团部下达了“立即歼灭或生俘”的命令，我接到命令后带领部队向上段村进发。拂晓时我们与55名共军交战，天亮时分结束了战斗。我认为共军还藏匿在村子里，所以下令扫荡全村。我当时位于村东头，我看到村子里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我想部下可能正在搜查，没有更多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

　　可是，起诉书上记载，当时，日军用刺刀刺死男女老少140余人，后将死人扔进水井里，还杀害了12‘名俘虏，烧光100余户民居。这天，站在证人席上作证的是一位62岁的老太太。在那次灾难中，她一家人全部被残害，她自己侥幸活下来了。老太太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气愤得痛哭流涕。我见过许多人们的喜怒哀乐。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太婆那样可怕的脸色，那是一种愤怒、仇恨、悲哀的心理凝聚后暴发的表情。老太太与一般证人不同，她多次试图冲向我，但都被法警搀扶着回到证人席上。我实在支撑不住了，我很难过，很痛苦，仿佛心肺都被掏出来似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我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我真的希望充满怨恨的老太太把我打翻在地，咬死我。我便支撑着。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位老太婆充满愤怒、仇恨、泪水的脸。这天，我整整站立半天，听了26名证人的证词发言。时间过得那么慢，真难形容。我意识到，这次必将被判处死刑。是的，听了证人的证词后，我自己也认为应该受到死刑惩罚。“被告，你对今天的证词有何想法？”审判长问。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辩护。因此，我说出了心里想的话：“完全符合事实，很对不起。”

　　法庭审判经过10天审理结束了。6月19日，法庭开庭宣判。我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这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18年刑期，包括日本投降后在苏联被关押的5年和引渡到中国的6年，共11年刑期。因而，7年之后，我可以回国了。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你对今天的宣判有何意见？”审判长问。“我对这意外的宽大处理表示谢意。在座的26名证人都要求判处我死刑，但这样轻地惩罚我，证人们会同意吗？”这是我由衷的话语。宣判结束后，辩护律师来到我的房间。他对我说：“藤田茂先生，今天的表现十分诚实，我对你站在人民的立场表示满意。”因为我充分理解证人们的心情，真正反省，感谢宣判结果，辩护律师也高兴了。这次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最高徒刑是刑期20年，最低是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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