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33)

三三

　　§12.“从内心深处忏悔”

　　1954年3月初，为了进行起诉战犯前的正式审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派遣了工作团。代表团工作人员共计900余人，其中包括从北京来的检察人员700名左右，也包括管理所干部和从全国各地招来的翻译人员。工作团分成日本战犯审问室、伪满洲国战犯审问室、管理教育组3个部门。另外，工作团还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当时我以教育科长身份担任了工作团总支委委员兼教育组组长。

　　工作团来之前管理所比较平静，经过4年的学习和教育，绝大多数战犯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再也不为军国主义辩护，再也不崇拜天皇了。也没有为坦白自己罪状而苦恼，学习自觉、生活秩序稳定。

　　可是，几百名工作团成员进驻管理所并着手开展审问工作之后，没过几天日本战犯们情绪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面对即将决定自己命运的审问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还是那些高级军官有头脑，闭口不谈还能定什么罪，而我们很幼稚地全部坦白了。”不少战犯开始后悔。并开始怀疑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有的战犯找管理所索要自己的坦白书。并矢口否认不久前坦白过的罪状。

　　而那些从一开始就拒绝坦白、抗拒改造的个别战犯，企图趁此机会再次发动骚动。

　　战犯铃木太助警佐在中央工作团进驻管理所那天起宣布绝食。

　　“我吃够了监狱的饭！”铃木太助边喊边叫，他让管教把自己拉出去枪毙。

　　中尉鹈野晋太郎挥动拳头，威胁那些率先参加学习小组和坦白的战犯，他叫嚣道：“等着瞧，你们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

　　在苏联被收容期间曾组织过“黑龙会”的战犯市毛高友龙拉了一帮人，搜集参加学习和坦白积极分子名单，并阴谋对他们行凶。还有个别战犯试图在受审前自杀。

　　战犯们面对即将进行的审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言行。虽然其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有进步、后进和顽固三种类型。其中进步和顽固分子人数较少，而其影响力却较大。后进分子占战犯人数的大多数，他们的思想立场不坚定，经常左右摇摆，随着进步或顽固分子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针对战犯们的这一情况，制定了鼓励进步、引导后进、孤立顽固分子的策略。

　　首先，我们肯定了率先参加学习小组活动和坦白的战犯们的进步，并明确表示将在审判过程中对他们宽大处理。

　　其次，着重加强占战犯绝大多数的后进分子的教育，他们都怕中国政府在审判过程中改变许诺过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而，我们管教干部分头找他们谈话，再三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和审判制度，使他们消除思想顾虑。

　　我们向战犯们解释的政策和立场是：为了最终审判必须彻底调查清楚每个战犯个人犯下的罪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进行判决。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最终判决，如果单纯为了判决，那么不经过坦白过程也可以查清战犯们的罪行，因为这些战犯全部是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罪行的，其罪行铁证如山。那为什么又要求战犯们自觉坦白自己罪行呢？那就是为了让他们认罪，通过认罪过程认识犯罪的思想、社会、历史上的根源。如果不坦白罪行，就不可能改过自新。中国政府推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是基于上述目的的。另外，中国的法庭不只依靠罪犯的自白或傍证就可定罪，主要是根据犯罪事实，以法律为准绳。

　　管教人员向战犯们讲解中国政府政策和立场的同时，耐心解答战犯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详细说明了中国法律制度和审判制度。

　　工作比较难做的是那些军衔较高、罪行大的顽固分子，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典型人物。但是，他们并不都是顽固不化的，实际上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有许多人叹服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和教育改造的机会，并有心坦白自己的罪行。但他们心有余悸，每次回想起在侵略战争中指挥部队烧杀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畏惧中国政府不会轻饶，坦白不坦白都会被判处死罪，与其这样不如不说。这些人中多数人也不想闹事，只有极少数分子只要有机可乘就表演一下。因此，我们将顽固分子也分为两类，即顽固分子和极端顽固分子。对于大多数顽固分子，积极开展感化教育，对于极端顽固分子开展批判，并从思想上孤立他们，使他们无寻机闹事的市场。我们把市毛高友龙作为极端顽固分子的典型代表，并及时揭露他私下搜集战犯中积极分子名单的阴谋，战犯们得知此事都异常愤怒，纷纷起来揭发他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战犯们谁也不愿意与市毛高友龙接近，无论吃饭、活动，他都被孤立了。

　　过了不久，我们为了改造市毛高友龙，找他个别谈了话，并教育其他战犯们不要欺侮他，要帮助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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