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19)

一九

　　“抓住他！”侦察员边追赶边大声喊。

　　听到抓坏蛋的声音，村民们把张喜芳堵在村路口。追上来的侦察员本来应该喊“张喜芳”，但他按照平时习惯喊了“张队长。”

　　张喜芳突然转过身指着侦察员说，“那个人是叛徒！”村民们不知真假，把张喜芳放了，准备抓侦察员。张喜芳趁乱之机准备溜掉，但又被后来赶来的侦察员捉住了。

　　当时，国民党趁我军扩编之机在我部队内部安插了不少特务分子，但是不久他们陆续被查出真实身份，绝大多数被抓获。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从此，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进攻能力，而解放区日益扩大。1947年12月，我被调任齐齐哈尔市第3公安分局任侦察股长。1949年10月中旬，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进入沈阳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

　　我在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了一年。在即将结束进修时，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董玉峰科长找我谈话。他是河北省肃宁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联军，是位身经百战的干部。他虽然只有32岁，可是由于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看上去好像四十出头的人了。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和蔼可亲。开始他询问了我学习情况和家里情况，后来把话题引到正题。

　　他说：“听说你讲日语很流利？”

　　“能讲一般的话。”

　　“你能不能翻译《政治经济学》这类书？”

　　“能译出大概。”

　　对他这种意外的提问，我没有多想什么。

　　光复后，中苏交往频繁，因而在中国年轻人之中掀起了学俄语热。日语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人学日语。那时满脑子排日思想的中国人，对日本语也有反感。他为什么问我会说日语呢？我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缘由。

　　我问他：“现在日语有什么用处？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回答：“敌人的语言也要学会，将来会有用处。”

　　董玉峰科长说完笑着瞧我的表情，他又告诉我立刻去政治保卫处接受工作安排。

　　政治保卫处办公室里已有几名与我一同学习的进修生，他们谁也不知道将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政治保卫处的一名负责人进来见我们几个人。从他的举止来看，至少是处级干部。他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几个进修生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所以把诸位叫来了。时间也许是短期的，还有可能是长期的。具体说的话，目前在苏联被监禁的日本战犯过不久就要引渡到中国。为了收容他们，在抚顺新设了战犯管理所。你们将全部到那里工作。管理战犯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新工作，估计会遇到许多难题。但是，这个事业具有巨大的国内外政治影响，应该认真履行这个任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并与斯大林就两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领域加强合作问题举行会谈，会谈还涉及了处理日本战犯的问题。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为了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挑起了战争，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来说，粉碎美国的封锁，开辟外交渠道，走向国际舞台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因此，行使国家主权，处理日本战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可迫使西方国家从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出于上述战略上的考虑，经过协商，决定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政治保卫处负责人给我们讲了把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经过之后，要求我们几个人立刻前往抚顺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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