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14)

一四

　　在满洲也和朝鲜一样，所谓秋天的税粮实际上是公开的掠夺。不管是丰收年景还是灾年，一律按分配的量收取税粮，有的地方连农民口粮也不留全部抢走。农民虽然种稻子，但他们实际吃不上大米，最后剩下的一点点大米用来换取发霉的高粱米或小米充饥。如有人把大米藏起来，被发现后轻则打的死去活来，重则还有可能被抓进监牢。

　　民众实在忍无可忍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

　　“从五台山下凡的神仙说，今年是最后一次交税粮了。”

　　“白头山出了九十九个勇士，再出来一个就把鬼子全部干掉。”

　　“长白山发现了白色野鸡，白色野鸡出来，天下就要变了。”

　　类似这样的传言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无论什么比喻，都在诅咒鬼子就要完蛋了。这种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的“乡间新闻”传遍了满洲大地，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就像是洪水冲破河堤那样汹涌澎湃。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到处搜查反日传闻的来龙去脉，但他们无法查清，不得已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所谓“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其目的是为了堵住人们的口嘴。这“两个法”出笼后，一些路人如相互交头接耳或大声欢笑都要被带到警察所审问，只要被带进警察所先是一顿毒打，如果审问时态度不好或表露出反抗情绪，一律被遣送到铁矿或煤矿强行劳动，这些人几乎无一活着回来。

　　1944年，齐齐哈尔市的所有中学全部休学，学生变成名副其实的劳工队。我们吃高粱米饭和盐水汤，每天都要干重体力活。日本军人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学生。

　　那是进行阿民屯军用飞机场扩建工程的时候。我们学校二年级以上的所有学生在机场搭草棚，吃住在工地，干着机场扩建工程。一天下午，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在休息时间拿出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读。日本人发现后，立即跑过来抓住这个学生（朝鲜人）的衣领后打嘴巴子。被激怒的学生攥着拳头，逼近那个日本监工要和他论理。我是班长，见此情景立即上前制止。因为在工地闹事就会被扣上“怠工分子”的帽子。我劝同学们到了下班后再说。

　　晚饭时，我们把殴打学生的事通知了全体同学。一时间，不仅是朝鲜同学，而且中国同学也都义愤填膺。200余名学生每人手握一根木棍，包围了日本监工居住的帐篷。正在喝酒的日本人放下手中的酒杯，慌慌张张地躲到角落里。

　　“就是那个爱动手打人的家伙，你快出来！”

　　“把那个坏蛋拉出来！”

　　同学们高声呼喊，同时挥动着手中的木棒。正在这时，有一个日本人溜出帐篷跑到日本军本部报告情况。学生和日本人正在扭打在一起时，十多辆大卡车载着日本兵朝工地驶来。日本兵下车后，把学生团团围住。

　　“为什么无理取闹？”佩着军刀的一名日军少佐站在中央扯着嗓子冲着同学们喊。

　　“学生看书也犯罪吗？”几个班长和勇敢的同学质问日本兵。

　　“非常时期看什么书！”少佐又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之后上了指挥车。少住走后，日本兵整夜都在包围学生住的草棚。第二天早晨，日本人校长把学生集结在一起训斥道：“难道把你们全部处理退学吗？这次原谅你们。但有一条，不许把此次事件张扬出去，否则的话我将严惩不殆！”

　　这天，我们被带到别的工地。以后的日子我们学校成了警察署的主要监视对象。一些学生单独上街往往被警察无缘无故地殴打。

　　我中学毕业那年也就是光复那年。当时，学校的食堂主要由学生自己管理，会计和事务长都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一天，3名学生到中市场的石井洋行买菜往回走，忽然一名警察在西门处举着枪拦路喊：“你们是什么人？”

　　“你看到了，我们是买菜回校的学生。”坐在马车上的一名学生跳下车回答。

　　“买菜？你们买菜干什么？”

　　“能干什么？吃呗！”一个学生不满地说了一句。

　　“这小子，嘴巴还挺硬！”警察一把揪住学生的衣领。

　　一看事情不好，一名同学赶紧跑到学校通知大家。正在吃午饭的数百名学生闻此消息，立刻拎着训练用的木枪冲向现场。吓破胆的警察跑到派出所并锁上了门。同学们用木枪砸碎门窗玻璃，往里投掷石块。屋里的警察纷纷躲到书桌底下不敢出来。

　　这一砸派出所事件轰动了齐齐哈尔市。但警察局已没有机会查办这次闹事，因为他们的末日即将到了。

　　几天后的8月8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宣战，全齐齐哈尔市进入战时状态。学校把朝鲜族17岁以下的学生全部疏散回家，只留下18岁以上同学守护学校。齐齐哈尔离苏联国境很近，因而市内日军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8月14日下午。9名朝鲜族学生接到征兵通知，其中就有我。日本人校长撕破自己的被里，写上“武运长久”字条后，给应征的9名学生佩带了。

　　这天下午被传到日本兵事部后立即被分配到部队。我们9个学生都想到一个地方去，但兵事部有意地把我们9个人全部拆散，我是被分配到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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