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9)

九

　　外边的“枪声”一直到天快亮时才停止。我们全家人就这样趴在地上迎来了大年初一的早晨。外边静悄悄，天色也已大亮。不久发现，村里的男女老少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走家串户拜年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昨夜的所谓“枪声”是中国人过年放的鞭炮。大年三十放鞭炮是中国人过年的一种传统习俗，其用意是燃放爆竹驱赶鬼妖，祈求新年幸福。

　　严冬过后即将解冻的季节到了。距离朝鲜村以西40里的沙岭有日本人经营的开拓农场，农场的日本人到朝鲜村宣称，如果到他们经营的农场种地将提供口粮、种子、肥料等，还将有房子住，耕作也比较现代化，秋天保证能获得丰收。朝鲜村有许多人搬到日本人开垦的农场，我们家是在清明节前迁入农场的。

　　这个农场有一排排整齐的草房，井然有序。村中央是农场办公室，村西还有一个小学校。村里共有80余户佃农，他们都是刚刚迁来的朝鲜人。

　　开始日本人向我们提供了口粮、种子，开春还动用拖拉机给佃农们翻了地。我们家有三个壮劳力，租种了3公顷水田。当年水稻获得大丰收，到秋天打场后稻米堆积如山，父亲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收获过这么多粮食。但是，将总收成的60％作为租金交纳给农场，另外还要留种子、换化肥。那成堆的稻子就所剩无几了，就连过冬的口粮也成了问题。

　　武力强占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满洲各地开垦了许多农场，他们用欺骗的手法召募大批中国农民和朝鲜族农民，租给新开垦的农田，进行残酷的剥削。

　　在日本农场白白辛苦一年后，我们一家人在这年的腊月离开农场举家到了吉林省磐石县城附近的郊区落脚。开始以卖米糖为生。为此，父亲上山砍树打柴，母亲在家熬制米糖，我和两位哥哥上街出售。卖米糖的活只做了一冬。我们为了种地，又从磐石搬到30里外的石嘴。这是有200余户的大村庄，村里有70余户朝鲜人。这个村附近有日本人经营的铜矿，所以村子里有一半是农民，另一半是矿工。当时，抗日游击队经常出没于此，因此警戒森严，村子外围用圆木围了栅栏，村中央有村公所和警察分署。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种了两年地。第一年由于遭灾，还未到新年就开始借高利贷粮了。邻居有个被称做朴监督的青年人，他是在汉城念完中学后到日本会社当了矿山监督的。年已30还未结婚。母亲对他很好，只要家里有好吃的就请他来。他为了报答我们家，把大哥介绍到铜矿工作。大哥识字，还能写一手好字，所以，他干活之余帮着朴监督作工人出勤登记和其他文字记录。不久，朴监督又把二哥介绍到矿山并安排在办公室当勤杂工。由于两位哥哥上班，我们一家靠他俩的工资过了一个夏天。

　　第二年，我们在往铜矿去的路旁租了3公顷地，租期为两年。我们把3公顷旱田改为水田，这年稻子产量较高，口粮也充足了。

　　我家搬到石嘴三年后的春天，父亲遇到故乡的一个人，他说内蒙古雅鲁河附近地很多，农作物生长也好。于是，父亲只身一人去了内蒙古。正好这时朴监督调往靠山屯铜矿，他把两个哥哥也带走了。我家也随之搬到靠山屯。大哥在铜矿干了不长时间就出来了。这个矿的工人受抗日游击队影响较深，抗日情绪很强。大哥认为，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穷人没有生路，必须先打倒日本鬼子才能过好日子。他和几个要好的青年人去通化地区投奔抗日游击队了。

　　我在家闲着没事，有一天在铜矿附近路边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块被废弃的农田。看样主人种了黄豆后也没有收割就丢弃了。我用锄头铲掉黄豆干校后，在这块田里种了玉米。有一天我正在地头看玉米秧时，有一位中年人站在路边注视了好久。

　　“学生，几岁了？”

　　“11岁了。”

　　“你干活真不错，到我们家干活怎么样？”

　　这个中年人住在磐石以西30里的村子，他姓李。他要我到他家给稻田除草。反正我无事可做，和母亲商量后就跟李先生去他地里干活了。他家的水田里秧苗已长到一尺高了，但李先生插秧后一次也没有除草。到他家的第二天就开始耕作了，李先生的夫人每天中午给我送饭。我干活很卖力气，1．5公顷的水田除了两次草。有一个老人每次看到我很能干就抚摸我的头说：“学生真是好样的！”他姓金。

　　日子过得真快，炎热的夏天已结束了，中秋节即将来临。我按奈不住思念亲人的心情，对李先生的夫人说想回家过中秋节。夫人给了我5角钱的路费，并一再嘱咐我过完中秋节一定回来帮着割稻子。我走出主人家的大门后，迫不及待地朝着回家的方向跑，真想早一点见到母亲和兄弟们。我狂跑一阵后突然想起夫人给的5角钱路费，可是手里攥着的钱不知丢到哪儿了。我只好往回走出十余里仍未找到钱。等我艰难地赶到家时天已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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