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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后记


  今年春夏之交,承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庆应大学地域研究所所长山田辰雄教授接待,我在日本进行六十天学术访问。访问期间的研究课题是《蒋介石与日本》,带去的见面礼自然是近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本菲薄的小书,内中写有日本人颇感兴趣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出乎意料,众多的日本学者与我见面时,常常问起《瞿秋白传》和瞿秋白研究现状。国立横滨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村田忠禧先生,在他同我会面之前,打电话对随同我访问的博士研究生王士花女士说,他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一本拙著《瞿秋白传》。村田先生驱车载着我们漫游箱根、伊豆、富士、热海、横滨的旅程中,不时谈起毛泽东,谈起瞿秋白,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片断。日本学者对瞿秋白与中国革命如此了解,对瞿秋白研究如此有兴味,不禁令我感慨系之。

  《瞿秋白传》出版八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同行来信索书。尽管出版社和我已经赠出几百册书,仍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为此,我曾多次与社方商议可否重印?日前,终于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俯允,决定重印。朱金元先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与我商定重印事宜。在图书出版业不甚景气的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使我感动不已。因为,此举无疑是对方兴未艾的瞿秋白研究事业的宝贵援助。

  八年多来,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风,果实累累,不乏精心之作。其中,刘福勤对《多余的话》的诠释,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谱,丁言模、朱净之所写的评论,吴之光的家世考证,唐天然的史料钩沉,等等,都是功力不凡、新义迭出的力作。而在传记作者中,王观泉、叶楠等,都给瞿秋白研究园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观泉的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动乱岁月结束后,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鉴于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观,却不能让人过于轻松。在我们这个还欠健全的社会环境和变化难测的理论风云中,瞿秋白研究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人们对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还需期以时日,准备走长长的路。应当有信心,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达致这一目标。

  遵从出版社之嘱,拙著重印时把书名改作《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只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主作为一介书生的本色,没有别的意思。

  1987年后,我已转向蒋介石研究这一新课题,但我依然不能忘怀,不肯停止对瞿秋白研究的思索与探求。可能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部瞿秋白传记,改变我曾经相信而今天看来已经陈旧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时行的。同样,我更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前卫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写出更富有新义、更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瞿秋白传来。

  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者记于北京东直门外水南斋,
  时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处暑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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