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五最后的斗争(8)

十五最后的斗争(8)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袖，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位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止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①，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②，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③。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④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①据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宋希濂的回忆材料。
　　②③见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

　　象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全部斗争实践中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个环节。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专门写了《告别》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意图。《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解剖，这个行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他最后英勇牺牲同他就义前夕总结自己一生，这两者之间没有无法解释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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