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三重返文学园地(8)

十三重返文学园地(8)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①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当的准备。”^②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③，因此，应当加以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

　　①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③同上书，第878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①

　　①同上书，第875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心地导引着我谈话。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表了较长的谈话。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从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②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页。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年7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月间发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③茅盾侧重于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
　　②《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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