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三重返文学园地(6)

十三重返文学园地(6)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1931年5、6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22—4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年2月21日。
　　③《鲁迅全集》第5卷，第47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172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年1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年，他大约写了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年到1930年，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年起，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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