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三重返文学园地(4)

十三重返文学园地(4)

　　【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艺新闻》第56期，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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