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二圣洁的友谊(10)

十二圣洁的友谊(10)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年7月10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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