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一第二次赴苏前后(11)

十一第二次赴苏前后(11)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富农问题的争辩，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

　　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①

　　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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