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转折关头(7)

十转折关头(7)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月20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年3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

　　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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