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转折关头(4)

十转折关头(4)

　　中共中央重视张发奎所部，是因为在宁汉粤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反共后，唯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没有明显的“清共”表示，叶挺等共产党人仍在其军队中进行活动。7月中旬，趁张部扩编机会，部分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了该部。同时，瞿秋白、张国焘和周恩来一起酝酿，明确提出动员叶挺、贺龙所部举行起义。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但起义后如何进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鲍罗廷前往庐山的任务，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问题。

　　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当四军、十一军开至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开至九江时，张发奎已日益表现右倾，并暗中布置“清共”。驻江西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部三、六、九军近三万人，进驻樟树、临川、九江一带，有包围第二方面军的态势。这样，奉命赴九江策动张军相机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在抵达九江，了解了事态的变化后，便在20日由谭平山召集谈话会，商讨对策。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应该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21日，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

　　7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虽值避暑旺季，人们却都不来了，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当时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罗明纳兹等人。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浔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俄顾问，等等。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出席会议。加伦报告了他当日会见张发奎决定部队部署的情况，以及对张发奎态度的分析。指出：如果我们与张分裂，“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①接着，罗明纳兹宣布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对此，与会者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②。会议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不愿意去，瞿秋白和李维汉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③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仍对张发奎抱幻想，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一致反对。对此，瞿秋白后来说：“南昌暴动之前，我是主张贺叶独立举动，张发奎来与不来听其自便的”^③，张国焘“主张等待张发奎之态度，必须联张动作。他还主张中央可以迁九江，有随军出发的倾向，一直影响到他南昌暴动临动手时之动摇。”^⑤

　　①张国焘致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③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7月29日，汉口全市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仅市党部被捕者即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5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枪杀多人。8月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办法，规定：著名的共产党人，应由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有共产党嫌疑者，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武汉地区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①有些党的组织准备解散，并影响到工农群众的动摇和恐慌。

　　①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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