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转折关头

十转折关头(1)

　　【退让，还是进攻？】

　　1927年5月9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月3日，瞿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精卫、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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