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九大革命风暴中·下(6)

九大革命风暴中·下(6)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万。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12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23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错误。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于2月12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①②《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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