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9)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9)

　　瞿秋白批驳了戴季陶所谓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不适于中国”的谬论，他说：“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①这是可以实现的理想，而非空想。“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②

　　对于戴季陶反动理论的实质，瞿秋白概括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们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③他告诫中国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④

　　①②③④《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彭述之等，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但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有不可容忍的错误（例如，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关于右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紧要问题的观点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仍然取得很大的胜利。通过这一场斗争，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保卫了党关于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方针。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群众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假左派汪精卫指责戴季陶反对工农的错误。新右派蒋介石批评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就是反对先总理孙中山，应群起而攻之。戴季陶孤立了。戴季陶及其同伙，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下，“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①，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议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②可是，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反击很不彻底，仍然选举戴季陶等为中央执行委员，养痈遗患，使他继续危害革命。

　　①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宣言》（1927年11月4日）。
　　②《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1926年）。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曾琦、左舜生、李璜以及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各派反动和改良理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等等谬论。1926年1月，瞿秋白写《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急剧深入发展之时，阶级分化是不可免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别及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便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革命，企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消灭共产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借口。瞿秋白坚定乐观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阶级的分化，会更加“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人类历史的演进，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①。

　　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风驰电掣，迅猛快捷的攻击和退守，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和组合，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在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上指示道路、领导革命的伟大任务。在这个神圣使命的大纛之下，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光华夺目，放射异彩。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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