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四改造社会的呼声(5)

四改造社会的呼声(5)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②。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②。

　　①②《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①。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③，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④。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⑤。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③《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④⑤《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②。时间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

　　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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