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四改造社会的呼声

四改造社会的呼声(1)

　　【北京社会实进会】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

　　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

　　《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梦；在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下，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而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寻求新的指导思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那么，这个新的人生观和新的信仰究竟趋向于什么呢？瞿秋白说：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②同上书，第26页。

　　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群星灿烂、万木向荣的空前盛况。当时，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学说竞相登台，交锋论战。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从政治、经济、思想，到哲学、文学、教育；从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到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大辩论，争鸣范围之广泛，讨论内容之丰富，斗争之尖锐，影响之深远，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①民国二年（1913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同年11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年）夏，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民国八年（1919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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