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三苦闷，求索，斗争(5)

三苦闷，求索，斗争(5)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所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

　　这一段话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内中所包含的强劲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瞿秋白对学生的要求有三条，对“国民”的要求有六条。对学生的三条要求是：（一）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指导；（二）游行演讲，定期演讲宜永远进行；（三）学生储金，以为赎路之助，并可为长期储金，兴办学生工厂或公共消费社，以间接提供国货。这里，瞿秋白是很看重宣传舆论工作的，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宣传家，绝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提出“国民所应办者有六”。这六项之中，除却“筹款赎路”、“抵制日货”、“长期储金筹办平民工厂振兴实业”三条外，其余的三条至为重要：（一）亟宜联络各省各界联合会团体，一致宣言，并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实行此三项（按指“政府所应办者三”）及随时明白宣布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项文电，如不得要领，即可表示国民对政府最后之决心；（二）联络各地各界联合会、各团体，即可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三）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信社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国报刊。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而华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①

　　①以上均见《晨报》1919年7月17日第六版。

　　痛感祖国前途多难，岌岌可危，他于是提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意义；“唯有与日人拼命”，则表现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那感情是极其真挚灼热的。

　　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日，张树元急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月3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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