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汉年和董慧

潘汉年和董慧(1)

　　——赵先

　　初识潘汉年，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当时他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冯雪峰陪同下，他和刘晓来到我的家里。他当时30多岁，已是久经战斗、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了。他那时从延安回来还不久，风尘仆仆，紫红色的脸，不象人们常说的“白面书生”的文化人，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潘、冯、刘和我爱人王尧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为商量工作的交接问题，哪些人和事由办事处管，哪些应划交上海地下党管，还有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应介绍去延安或大后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健谈而活泼的人，没有一般老资格党员的那种严谨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领导机关撤退到新四军地区去。行前，刘晓对王尧山说：“小开（潘汉年别名）也要撤退，他那里的交通线很安全。”不久，约11月初，刘晓通知王尧山和我，晚饭后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我们如约到旅馆后，刘晓已开了两个房间，不多一会，张本也拎了只皮箱来了。次日黎明，我们四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店堂里不见有什么货物，象是做转手生意，上海人称之为“申庄”的地方。天未大亮，电灯还亮着，由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招待我们，说小开就要来的。不一会潘从店堂后面出来，似乎住在商号里过夜的，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的样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样子了。我惊奇他怎会改变得这样快，几乎使我难以辨认了。

　　谈话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直驶北火车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我们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二等车厢去镇江。二等车厢很整洁，除我们五人外，全都空着，座位间的小桌上还有插着鲜花的小花瓶。沿途经过大站时，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这样阔绰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我和刘晓、刘长胜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一起，给日本宪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

　　车到镇江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我们。到金山饭店后，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告诉我，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我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告诉大家，有个任伪方军官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说：“某某等人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某某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就同意去吃饭，我们则看刘晓的脸色行事，一起去了。汉年为了劝大家去吃饭，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怕刘晓会担心花钱，特别说明这次费用都由对方开支。当时他说服我们这些不习惯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态，至今想来还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当我们跟着潘到酒菜馆二楼时，这个伪军官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穿伪军装，态度拘谨。席间我充当的角色是王太太，张本是张小姐。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达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的竹林寺，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即由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带我们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们乘上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年轻的伪军。从这些伪军的和气态度来猜想，他们是当时镇江特工站负责人派来的。下午，到了仪征县城，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仪征在敌伪时期是很萧条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蒙蒙亮，这个特工人员改穿了中装短衫，带来几个青年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我们离开客栈。到城门口，只见城门还紧闭着，特工人员和守门的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让我们一行十几人（连几个挑夫在内）出城。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停下来，转身抬头看城墙上的伪军，潘对伪军大声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一训，伪军只得放下端着的步枪，不响了。潘的这一喊话，确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广大。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华里，向着一条小岔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一排小山岗，两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叫“站住，不准动！”我们都一齐停步，服从命令，只派一个人上去讲话。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微笑。潘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于是他们同意我们爬上小山岗，另外两个孩子奔向村庄报信去了。我们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个村庄，休息以后，由乡长招待吃了午饭。饭后特工人员带着挑夫匆匆忙忙转回去了。

　　我们一行由乡长和两个农民挑着行李去找区公所。路上刘晓一直在和乡长谈话，我们紧跟着走。走着走着，我发现潘掉队了，在后面步履艰难的样子，我停下来等他，他说：“真糟！皮鞋把脚磨出了血泡。”于是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尧山在等着，指引方向。到一个小镇，找到了区公所，已是夕阳西下了。区公所铁将军把门，吃了个闭门羹。乡长把我们带到一处小饭铺里，要我们第二天再去找区公所，他就带着两个农民告辞了。

　　小饭铺的主人给我们做了晚餐。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睡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扒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

　　正当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只老母猪咕咕咕地走出来，啃着地上的稻草，在潘的头前粗声粗气地咕噜起来。“哪来的这只猪？真糟糕！”透过门缝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赶猪，一面坐了起来，他的狼狈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声刚停，我自己的难题也来了，原来晚上天气突然变冷，我只穿一件单旗袍，一条短裤，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潘笑着对我说：“冷，是吗？”我不作声，心里在嘀咕，不是说一到边区就可换上军装的吗？现在进入边区已有几十里路了，却连一个穿军装的新四军战士还没遇到。潘从他的手提皮箱里拿出条薄呢的西装裤说：“穿这裤子吧！”我还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说：“穿吧！穿吧！在这乡下兴许人们还以为这是城里人的时兴打扮哩！”我无可奈何地穿了，裤脚太长，潘还弯腰帮着把裤脚卷些起来。这时，他真象是大哥一样。

　　我们在新四军二师淮南驻地步行了三天，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有天夜里说是有敌情，一连换了两处房子，没睡好，但谁也不觉得苦。我们先找到当时的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他把我们送到淮南区党委，找到了党委书记刘顺元，然后到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张登（即沙文汉）、刘宁一和许多同志都跑来欢迎我们，祝贺我们撤退的胜利，热烈情景颇为激动人心。这是1942年11月6日。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节，顾家圩子开了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大王同志（学生方面的），开头用俄语叫了声同志们，然后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潘在顾家圩子住了一个时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时，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工作，驻大王庄。这是军直政治部的驻地，潘住在我们隔壁的房子里，有空的时候，总是听他讲山海经，他的山海经特多，听来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汉年的交通员从上海带来一位女同志，她身体结实而丰满，中等个子，相貌一般，穿天蓝色布旗袍，与潘隔张小桌面对面坐着，用广东话交谈。华中局组织部长曹山以为是老潘的部下来了，要我派个通讯员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说慢慢看情况再说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离婚了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处住了半个月，天天学习整风文件。那时干部们都各有一块自己开垦出来的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交给伙房，这叫作生产自给。降霜期到了，董慧抢着收菜，翻晒后送到伙房去加工（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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