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汉年与宋庆龄

潘汉年与宋庆龄(1)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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