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扬案件”始末(3)

“潘扬案件”始末(3)

　　关于将一批投诚自首的敌特人员放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运用问题，从政策和策略的原则上说是允许的，必要的，并且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具体工作的某些环节上，抓得不严不紧，以致出现了某些失控现象，这是教训。关于对“逆用台”的掌握与使用问题，他们解释说，当时“敌台”情况十分复杂，数量也相当不少。被我们控制的“逆用台”仅占全部“敌台”的一小部分。这些“逆用台”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被我破获后经过迅速争取转变过来为我所用；有的则是早就由我地下人员秘密打入而后被我所掌握利用的。既是“逆用”，为取信于敌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数量的具有实际内容的而又无碍大局的“情报”蒙骗敌方。1950年春天敌机空袭上海时，具体空袭目标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所提供，还是由真正的“敌台”所提供，一时也难以准确判断。至于2月6日这一次轰炸上海杨树浦电厂等目标和那个“逆用”台此前不久所提供的“情报”是否有因果关系，更不能轻易下结论。因为那个“逆用”台正是由我地下党员秘密打入后掌握的。再说，上海解放还不久，杨树浦电厂在上海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等，敌方是很清楚的。敌人选择电厂作轰炸目标，未必和某个“敌台”临时提供“情报”有必然联系（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二六轰炸”和那个“逆用台”的所谓“情报”井无关系，而是由军统的一个潜伏台直接活动的结果）。

　　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对于上述问题的检讨和说明，如果主持检查工作的人们能够冷静地实事求是进一步调查分析，是不难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结论的。不幸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当时已经在检查工作中形成了气候，宁“左”勿右已成为人们的思想定势；加上扬帆同志的所谓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因此，在后来的继续检查过程中，上述几个问题没有及时得到澄清，反而被片面地夸大甚至扭曲。

　　一般工作失误成了严重政治事件

　　检查并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失误，从全局和长远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检查者和被检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前面所述的几个问题，虽然在事实材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但在思想认识上却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检查工作基本结束后，对于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虽然在具体解释时，也还加上了某些限制性词语，如说“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但在客观上实质上是……”等等。这“重用、包庇、掩护”的定性词语，谁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这当然已不是一般的工作缺点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了。那“包庇和掩护”的概念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某种可疑的主观动机在内，那是随时可以继续上纲升级的。这也就为后来强加给潘、扬的严重罪名埋下了伏笔。

　　然而还有一个值得推敲的可疑之点：所谓“重用、包庇、掩护”云云，是可以由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觉悟水平来定性的。但那“3300多人”的具体数据又是怎样被调查和统计出来的呢？其实这“3300”的数字并非是真实的计算结果，而是想当然的主观推测，或是道听途说的编造。关于这“3300”数据的来源，一直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分析说，当初检查时大抵是把上海和华东某些地区所有曾经被运用过的各类起义、投诚、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统统计算在内了。虽然这些人的大多数在协助公安机关镇反工作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检查者仍然要认定所有这些人都应包括在被“包庇和掩护”之列。然而即便如此，许多人认为“3300”数目仍是被夸大了的，因而始终怀疑这数字的准确性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事隔30多年，即在“潘扬案件”已被平反之后，才又有人说出了这数据的另一种可能的来源：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大笑。据说就是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为定论。若果如此，岂不荒唐可笑。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了如此严重的“大错”，主管局长扬帆当然逃脱不了直接的领导责任。况且这个“怪癖才子”的认错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扬帆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不久，即1953年初，扬帆不幸患了脑肿瘤，国内医疗条件欠佳，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这一去就是近两年时间。

　　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当然还有一个过程。上海市公安局和局长扬帆虽然已被认定犯了“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错误，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错误性质仍然被界定在工作问题范畴之内。例如在一次全国性的公安工作会议上，上级领导机关就曾明确指出上海公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属于工作性质的错误。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毅也曾指出，对于公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根据隐蔽战线的特点和规律实事求是来分析，不能简单地对待”。组织上决定让扬帆去苏联治病和疗养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说明当时还并没有把他的问题看得过分严重，至少还没有把他推到敌人那边去。

　　扬帆被打入另册

　　问题的复杂化和进一步升级，始于1954年的春天。这一年年初，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进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出来，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了对饶的全面审查。由于饶是华东局书记，批准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的是饶，而具体负责“情报委员会”的是扬帆，于是扬被与饶联系在一起审查了。1954年的最后一天，当扬帆正在上海家中休息养病时，突然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晚即被扣押，过了两天，他也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涯。3个月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谈到高饶问题时，便直接点了扬帆的名，明确地把他列入了饶漱石反党联盟之内。数天之后，扬帆被正式逮捕。其主要罪名，还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勾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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