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扬案件”始末

“潘扬案件”始末(1)

　　——尹骐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海内外

　　1955年7月中旬，当人们还没有从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中沉寂下来时，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了已将原人大代表潘汉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这条消息就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以及海外。紧接着，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拥护对“反革命分子”潘汉年采取“革命”措施。在潘汉年原来任职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场声讨和揭发运动。当地新闻媒介进行了连续的报导，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揭发声讨潘汉年的同时，又将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扬帆公开揪了出来。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就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氏、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长、华南局情报负责人等职；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前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要职。

　　潘扬案件的发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不仅在于他们两位都是资深的中高级干部，曾经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潘汉年更是一位久负盛名的风云人物；而且在于他们都是长期活跃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换言之，他们都是老党员、老保卫、老公安，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政治上最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干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一些和潘、扬有过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难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绩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负责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接到从北平打来的一封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报。电报要求潘汉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许涤新等三人立即离港赶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给他们的新任务。

　　潘汉年一行到达北平当天，立即赶到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所报到。李克农当即向他们交底：中央要他们参加即将解放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将军已来电催促他们走马上任。李克农又对他们说：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分别接见，你们的具体工作将由中央领导人亲自向你们交代。

　　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潘汉年等三人的工作的确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一周之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后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在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又对于他们即将去上海的工作任务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潘汉年一行于5月23日赶到当时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江苏省丹阳县城，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的正是当时担任华东局情报部长、又是即将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扬帆。

　　5月27日，潘汉年、扬帆随华东局和新组建的上海领导机关一起，在炮声中赶到了上海，并开始了接管工作。潘汉年以军管会秘书长和常务副市长的身份，全面挑起了协助陈毅工作的重担。在担负全面接管的艰巨任务中，他又侧重分管了十分棘手而对他来说又是不容推辞的公安政法工作。众所周知，国民党在被迫撤离上海前早就做了所谓“应变”的准备，给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留下了种种巨大隐患。中统（当时改“内调局”）、军统（当时改为“保密局”）两大特务系统部署了大量的潜伏势力。

　　后来敌人又陆续从空中、海上和地面派遣特务进入上海从事包括暗杀中共党政领导干部等各种破坏活动。旧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和帮会恶霸势力当然也不甘心失去他们的昔日天堂，在新政权尚未充分巩固时，他们到处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给新政权不断制造困难和麻烦。再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残留下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到处乱窜，为非作歹，扰民害民，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上述种种暗藏的和公开的敌对势力，都向新生的革命政权提出了严重挑战，也给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巨大而又艰难的课题。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专项的斗争，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破坏势力的猖极活动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新政权的巩固、革命秩序的建立、社会治安的稳定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上海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好局面，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诚如当年章士刘老先生在致陈毅、潘汉年的一封信函中所热情称颂的那样，他们对上海的治理是“宽猛相济，彪光盖世”的。不言而喻，作为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尤其功不可没。

　　政策和策略的作用

　　上海解放初期公安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世所公认的成绩，主要是潘汉年、扬帆等几位主管公安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他们在贯彻执行上述政策与策略的原则时，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威力，公开地严厉地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愤极大的流氓恶霸分子，以显示人民政府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又积极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努力分化和瓦解一部分敌人，争取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一些人转而为我服务，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最顽固的敌人。因此，他们在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自己的公安干警队伍并发挥其绝对主导作用的同时，还组织了一部分被称之为“特情”的人员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工作。实践证明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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