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2)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2)

　　当时，上海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1950年底镇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黄金荣让人代笔，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1953年6月20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就非常有限了。黄家的收入日见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在1955年1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黄家的困难；2月，章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在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把妓女改造成为新人

　　旧上海的捐妓，据国民党市警察局统计，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余人。另外，未登记注册的妓院还有1200多家，被称为“野鸡”的私娼有2万多人。这些娼妓绝大多数因农村贫困、逃荒流入上海，为生活所迫，步入风尘。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留下来的产物。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用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

　　1949年6月，潘汉年主持市府会议研究决定：在实施对妓院、妓女登记的同时，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谋出路。7月，又发布了《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废除一切非法契约，禁止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压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开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残存下来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汉年在市府党组会议上指出，采取全市突击收容的办法，消灭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议。11月25日晚上，潘汉年指挥全市公安、民政、妇女等部11采取联合行动，突击封闭残存妓院72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缔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尚有一批没有登记的妓院和妓女继续进行卖淫活动，不少私娼还在游乐场、舞厅、旅馆、酒店出卖色相招揽押客。因此，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闭妓院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丑恶现象，解救了一大批沦落苦海的妇女。

　　潘汉年在领导取缔妓院，消灭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于脱离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并指示市妇联选派一批素质好、责任心强、有阶级感情的妇女干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妇女教养所工作。那些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妓女，对收容反应不一。有的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火坑；有的人则大哭大闹。潘汉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对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从政治思想教育着手，安定她们的情绪，说明党和国家是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同时，为了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认识，要在妓女中开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开始她们对诉苦不理解，有的则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不敢诉苦；有的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有的人则思想已麻木。

　　后来，通过打击和斗争妓院老板、老鸨，管教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终于使她们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起来控诉妓院的老板、老鸨对她们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当时，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要使性病在中国绝迹，必须首先消灭她们身上的毒菌。而治疗她们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进口很困难，库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鲜战场使用。但是，为了给她们治病，陈毅、潘汉年果断地作出决定，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给妇女教养所使用，朝鲜战场需要另想别法，使患有性病的妇女都及时得到了治疗。此外，还教育引导她们改变好逸恶劳的习惯，要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并且动员社会各方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社会的新人。

　　潘汉年非常关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询问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当得知有些妓女在妇女教养所里大哭大闹，甚至把女工作人员打伤时，潘汉年嘱咐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一旦觉醒，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又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一定要坚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们。我相信，我们的改造工作会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汉年所预料的，在妇女教养所经过两年改造，500多名妇女，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以后陆续走上了各个工作岗位。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有的人还当上了生产能手。劳动积极分子。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组织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领导肃清敌特分子、清除和瓦解流氓帮派势力、改造妓女的斗争中，潘汉年以及他所主管的公安、政法以及民政等部门，始终坚持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保持了上海的稳定，净化了上海的环境，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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