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汉年与上海镇反(2)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2)

　　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共产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当该区8个恶霸被处决后，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泪交加，感激政府替他报了仇。东新村恶霸肖慕陶伏法后，普陀区千余群众自动集结到被内杀害的烈士墓前献花，告慰英灵。

　　二、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各种会上经常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多次反复指出，要使镇反运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他批评一些政法干部只会埋头苦干，不善于运用现实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不善于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说，要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他认为，过去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解放了，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在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要发动他们起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32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4万余封。政法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取证后，又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在争取教育反革命家属工作中，成绩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站到了人民群众这一边，起来揭发自己反革命亲属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枪枝弹药，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潘汉年经常告诫政法系统的干部：肃清残余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我党政策与策略的作用，这是我们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力量所在。在镇反运动中，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潘汉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过，对于有现行活动的特务，不管其有无反革命历史都应根据罪证，依法从严惩办，不能以为其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就宽纵，这是错误的。对于主犯、罪恶重大的、搞行动破坏的要从严惩办，其中罪恶重大的应判处死刑。对于真诚悔改、自首立功的，应从宽处理。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住、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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