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荣毅仁

　　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会议开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领我到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跟前，介绍我认识他们。只见陈毅同志气宇轩昂，豪爽幽默；而汉年同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会议间，陈市长和潘副市长都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阐说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宣传、解释了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经济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来，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初次见面时虽未深谈，但两位领导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盛康年对我说，潘副市长希望约个机会同我碰碰面，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我心里思忖：虽然听过陈市长和潘副市长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能有机会当面谈谈再好不过。特别是得知汉年同志把约见的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适宜的。那天见面之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入胜。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不觉已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以后，汉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商业者一起开会或座谈，循循善诱地宣传解释党的工商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方针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执行这个政策，既是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新上海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要求大家团结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时，他认真倾听大家意见，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汉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带头示范下，许多搞经济统战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沟通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八一”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盛讲此事先要问潘。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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