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潘汉年在上海“八办”

潘汉年在上海“八办”

　　——朱志良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甚至是沦为“孤岛”后，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人员无不经常地聚集在上海进行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活动，因而也一直是我党我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基地。现经回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时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等等。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徐强协同地下党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积极认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在抗战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情况以及上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情况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将蒋、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结，秘密和谈的阴谋活动报中央后，中央就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当时潘汉年笑谓刘少文：这则电讯很重要，使蒋、美、英、法、日都十分吃惊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恼火，抱怨这样的秘密勾当怎么会这样快地泄露出去！敌人的一次重大的诱降和谈阴谋活动就此宣告破产。

　　上海沦陷后，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至少来了两三次电报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应转移去香港、内地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潘汉年接到电报，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作精心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对上述人士安全转移的任务。而后复电中央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暴露，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些工作；宋庆龄自己也表示还可以留下来做一点工作。后来，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宋庆龄先去香港，潘后走。

　　我还记得，在抗战爆发后，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发动组织了各种救亡活动，成立了不少救亡团体，动员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人员去皖南地区参加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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