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党人魂——记潘汉年(6)

党人魂——记潘汉年(6)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瑶瑟的绝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失踪”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扬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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