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纪念潘汉年同志(3)

纪念潘汉年同志(3)

　　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

　　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

　　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

　　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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