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90)

九〇

　　※第十一章　“覆盆”廿七载

　　一、两条新闻：天上与地下

　　1955年3月16日，时为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发布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典礼》的新闻报道。开幕式的盛大典礼于15日上午9时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潘汉年出席并讲了话，还为此剪彩。在同一版面上，留下了潘汉年剪彩时的照片：他低着头，左手握彩球，右手拿着剪子剪彩。一男一女两位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站在他的两侧；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范子久副部长等中外贵宾及上海党政军各界领导都围着潘汉年，望着他剪彩时庄重的一刻。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潘汉年的讲话摘要。他说，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上海展出，是上海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于正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而奋斗的上海人民，将是莫大的鼓舞和教育。末了，潘汉年以誓言般的语言宣称：

　　“展览会在上海展出之际，我们上海人民正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和全世界和平人民一起，为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为支援我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巩固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而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

　　这些话代表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也表露了他自己的心迹。

　　中苏友好大厦是建国后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座最宏伟的大型高级建筑，上海人民为此而欢欣鼓舞。不过，他们对潘副市长履行公务式的外事活动，对他的慷慨陈词，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人们又哪里知道，这条消息后来成了一份可贵的历史记录，成了潘汉年在上海工作的末台戏！给中外朋友们留下了潘汉年在中国政坛上最后的身影和风采！从此之后，上海500万人民、上海的党政军机关干部、上海的新老朋友，再也无法看到、无法听到这位副市长温文尔雅、谈吐自然的声音笑貌了。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四个月之后，1955年7月17日下午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在该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倒数第二段宣布了一则关于潘汉年的消息：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行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第二天，7月18日，全国所有的各大报纸，包括《解放日报》都一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彭真的报告，都一律附有各报的社论或短评，都一致表示拥护的态度。

　　于是，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了，成了肃反的对象、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徒”，两则消息真是，天上与地下！

　　由于反差太大，而且又由于那么突然，这消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震惊。然而，那些熟悉他，了解他，长期与他共事的战友、同事和朋友们，在震惊之余，却又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良知告诉他们：这不是事实。于是，在他们听到广播，看到报纸之后，便发出了阵阵惊叹，声声疑问。许涤新如是说：

　　“突然听到广播说潘汉年是‘内奸’。当时，我真不相信我的听觉！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位为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竟然是一个‘内奸’吗？像这样一个了解地下组织情况的‘内奸’，为什么不在那时（特别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间）把地下组织和党的同志，出卖给敌人呢？”

　　与潘汉年从三德里开始友谊的楼适夷如是说：

　　“晴天一声霹雳，他（潘汉年）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

　　为潘汉年编辑《零落成泥香如故》，以寄托对潘汉年哀思的唐瑜如是说：

　　“你（潘汉年）被‘推倒’的时候，大地的一角发出了闷雷似的巨响，良久，良久，才像山谷中的回声，渐渐消逝。……从早晨看到报上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新闻之后，耳朵里一直在嗡嗡地轰响，脑里混沌一片，眼前是一团灰蒙。”

　　但是，惊叹也好，疑问也好，潘汉年的被捕是再也不可置疑的事实了，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去改变这一事实！就这样，这个在全上海妇孺皆知的名字从中国偌大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个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册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字被一笔勾销了。

　　那么，潘汉年到底是怎样被捕的？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这些疑问，如今已经随着潘案的被推倒而真相大白了，但在那时，这个案件却是一个无法知晓的谜底，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禁区。

　　二、神秘的“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参加了尤金大使举行的盛大酒会，在发表了简洁的祝酒词后，便匆匆离开宴会厅，告别了董慧，乘上了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根据会议的统一安排，上海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潘汉年就住在6年前赴任途中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所住过的房间：三楼303室。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报告；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先由邓小平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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