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86)

八六

　　1950年2月，上海在反轰炸、反封锁斗争中，工务局同其他单位一样也需要动员疏散一部分人员去外地支援。身为局长，赵祖康在动员大会上积极表示拥护政府的号召，并当场表示愿意到外地工作。潘汉年立即找他谈话，对他说，你对上海的城市建设情况熟悉，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合适。这又一次使赵祖康感到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1年，“民革”中央发展组织，要在工务局筹备成立民革支部。赵祖康因邀参加了筹备工作。在这之前，又有人来动员他参加“九三学社”。赵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潘汉年请示，潘汉年谦虚诚恳地对他说，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你个人的事，应由你自己决定，不必要请示。如果要同我商量，那么根据现在的工作岗位和环境，我们觉得你参加“民革”较为合适。赵接受了潘汉年的意见。他说：“后来我也认识到，这对我的改造与服务确有好处。”

　　所有这一切，使赵祖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他在回忆潘汉年时，说了下述一段深切感受：

　　“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感到他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解放前，我长期处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是虚伪敷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过程中的“品质和作风”，赵的结论是：“潘汉年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党的很好的领导干部。”“是很受党外人士敬爱的人。”

　　对赵祖康是这样，对其他一起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潘汉年也同样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当时在上海市的领导班子里，还有盛丕华、金仲华两位党外副市长。潘汉年对他们十分尊重，要市府办公厅为他们配备好秘书和工作人员，把应当送给他们审阅签发的文件资料及时送呈，让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使党外副市长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共同工作中，潘汉年与盛、金两位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上海解放之初，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的统战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是：团结争取工商界人士，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共同建设新上海而奋斗。华东局和上海市统战部成立伊始，潘汉年就及时地对这两个部的领导作了指示，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因此一定要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

　　争取工商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首先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了，心存疑虑。有的人虽然留在上海，但早在解放前就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并随时准备“席卷而走”；还有的人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上海坐观等待，以选择最后的去向。针对上述情况，陈毅和潘汉年曾多次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人士，让他们参加座谈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为了把工作落到实处，潘汉年还经常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在这方面，许多工商界人士都有切身体会，发表过不少有关回忆。上海纺织业巨子、永安纱厂创始人郭棣活写道：

　　“解放初期，我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虽留在上海，但抱着看一看再说的观望态度。这时潘汉年同志经常和我们开会，找我谈话，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帮助我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他经常鼓励我大胆地积极地搞好棉纺生产，并帮助解决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具体困难，使我开办的永安纱厂迅速恢复了生产。许多事实使我体会到，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的，推行的政策是国强民富的政策。从此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刘靖基先生更为坦率地说：

　　“以我个人来说，我常常讲，解放前夕我从香港回到上海，是“试试看”的。如果没有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同志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苦口婆心地对我开导和教育，使我在事实面前受到很大感动，我是不大可能留下来，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

　　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当时也有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虽然听过陈毅、潘汉年的一次大报告，“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有一天，在盛康年家里，潘汉年约见了荣毅仁，并一同吃了晚饭。对那天的情况，荣毅仁作了如下叙述：

　　“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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