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64)

六四

　　过了这一关，大家又走了十几华里的泥路，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在一个小山岗上，有几个根据地的儿童团员在站岗放哨，命令他们：“站住，不准动！”潘汉年走上前去，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

　　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新四军二师的防区。之后，又经过3天跋涉，才到达淮南根据地。在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受到了先期到达此地的刘长胜、沙文汉、刘宁一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情景甚为热烈。这一天刚好为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一天，即1942年11月6日。

　　对于这次“镇江之行”，赵先写过一篇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文章，甚至把一些细微末节也写上了。有一天晚上，他们被一个乡长带到一个小饭铺里，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就算是潘汉年他们的床铺了。赵先写道：“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赵先在这篇文章的收尾之际，对“镇江事件”作了如下的说明：

　　“1942年我们五人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时，途程一星期，一路上神秘紧张，团结互助，相互关怀的情景，每一想起，常使我们泛起许多美好的回忆。万没想到1955年潘案发生后，这段和潘同行的经历，变成了洗不清的耻辱，卸不了的“罪行”，成了我走上二十年坎坷道路的开始。到“文革”，我们的淮南之行又被称之谓“镇江之行”，立为重点专案。1967年秋开始，从北京来调查此案的纷至沓来，纠缠不清，我被迫一篇一篇地写“交代”。后来只好把自己写的“交代”留下底稿，以后就千篇一律地照抄。至于说潘汉年那次带了武装伪军在新四军地区清乡以致死伤了不少新四军战士等等越来越离奇的查问，更使我啼笑皆非。”

　　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但历史是公允的。强加于潘汉年的这一“罪证”随着潘案的平反而被彻底推翻。1982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所作的平反通知中指出，潘汉年“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

　　二、扬帆的肺腑之言

　　潘汉年这次到淮南根据地后至1944年11月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之前，除两次短期返回上海、南京等地办理公务之外，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两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他以中共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书记兼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身份，遥空指挥以上海为中心的敌占区情报工作。他通过交通员何荦和主要助手徐雪寒等人往返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传递情报，布置工作，运送物资，掩护有关人员进出，仅经过镇江这一条交通线，就先后护送了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夫妇、孟秋江、董慧、沈谱（范长江爱人）、邹韬奋儿子等。同年秋，潘汉年让何荦送一笔钱到无锡乡下八字桥附近，接济吴玉章的亲属。让刘人寿在上海采购有关药品经何荦送到根据地。1943年春节后，潘汉年还亲自护送组织上分配给潘部的情报人员吴小佩、范小凤、陈永箴等5人，经镇江潜回上海。其情景同淮南之行十分相似。

　　在这段时间，潘汉年还经常在干部训练班及有关会议上作报告，内容一般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他善于言辞，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而且“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此外，他还结合整风，作过题为《反对党八股》、《关于党的纪律和民主》等学习辅导报告。亲耳玲听他关于《反对党八股》报告的戈扬，40年之后，还记忆犹新，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我党二十二年党八股的发展过程，用生动的例子从领导工作、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等方面，历数了党八股的罪状，不时引起全场大笑”。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十分关心和注意根据地的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或作报告，或与人交谈，他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须让现在的工农都能读懂，而是要求作者去描写他们的生活与斗争，得到他们的共鸣，使他们振奋。有些作品可以为提高了文化的和将来的大众服务。又比如对文艺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关于作家的理论修养问题、关于青年文艺爱好者的苦闷问题以及创作上的问题等，他都发表了许多深入浅出富于哲理性的见解，给人以启迪，甚至叫人达到了“终生难忘”的程度。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又因为不同于在敌占区工作那么隐蔽，他的为人、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就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还是戈扬，她回忆当时与潘汉年相处时说：

　　“晚饭后，经常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来串门。这位‘老同志’矮墩墩的，圆圆的脸，满面笑容。他就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同志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坐在小板凳上和我聊天，一聊就是几个钟头，天黑才走。”

　　潘的副手、时任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的徐雪寒，在与潘共事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潘“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

　　1943年春调到潘部担任交通工作的何荦，他的回忆更为具体：“汉年同志谦虚谨慎，平易待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听取并记录要点。研究工作时，他都是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也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商量，求得统一。他的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总结工作和分析敌情、部署工作，不只是靠一些情报和下面的报告，还包含着自己的亲见亲闻，因此他的意见总是能比较符合敌情和对敌斗争规律，很有说服力。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即将就寝的时候，如有敌占区的情报或工作报告送到，也是立即拆阅，决不拖延。当时，条件很艰苦，夜间工作，一灯如豆，光线很差，他本来又患眼疾，再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大费目力，只好借助放大镜来工作。凡是重要的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决不马虎。当时给中央情报部门的报告，都由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然后经华中局领导审批电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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