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56)

五六

　　1939年9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而当时延安又缺乏治疗条件，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临行之前，康生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根据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决定是否留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带着治疗眼疾和组织上交代的双重任务，潘汉年离开延安经西安先到了重庆。他在重庆中共办事处附近的上大梁子青年会旅馆住下后，便约见了中社部派出的中共情报人员刘人寿、黄景荷。刘、黄两人是在2月初到达重庆的，按照组织上决定，他们是准备到上海去做情报工作的。在离开延安之前，潘汉年指示他们在敌占区要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要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因此，如有机会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就要学好，并嘱咐他们到重庆后不同重庆公开机关或地方党发生关系，只与香港、上海潘所领导的机构用邮政联系。刘、黄两人向潘汉年汇报了在重庆已经人介绍，准备去国民党海军民权舰学报务的情况，潘向他们交代了今后的工作，要他们学成后即赴港联系。

　　在渝期间，潘汉年看望了他的堂兄、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看望了另一个堂兄潘菽，潘氏三兄弟相聚于山城，互诉别后生活，“谈笑甚欢”。此外，潘汉年还在青年会的旅馆里会见了该社编辑部的章汉夫、许涤新，许对这次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那次会面，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潘汉年在重庆活动了几天之后，便通过老情报关系的梅龚彬找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谈判对手张冲，托他搞了一张机票，便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此次来港的任务。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

　　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他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当时，潘在香港所掌握的情报网的活动基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由李少石负责，包括连贯、柯麟、徐明诚等。由于李少石等与国民党上层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是获取战略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它的前身是东北义勇军驻沪联合办事处，由董麟阁主持，直接受东北抗联李杜将军领导。该处分别在天津、重庆、香港设有电台，潘汉年对此极为重视，到港后，“相互往来更加频繁”，潘经常亲临指导。三是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生负责。主要的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他们在帮助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时定期与上述两个情报点进行横向联系。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即将上述三处情报点纳入了华南情报局；接着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担任情报局的内勤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张是湖南桃源县人，“八·七”会议后由郭亮介绍入党，是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好党员，人称“老太爷”。他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后不久，又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一班子成立伊始，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董在马列学院结束学业后，中社部即派她到香港，利用她良好的社会关系，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潘部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他的活动范围也由香港而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潘汉年也成了中共党内闻名中外的杰出的“情报专家”。

　　为了进一步扩展情报队伍，扩大情报工作的活动范围，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潘汉年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1939年9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作为中共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总指挥，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与过去三十年代情报工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昔日的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以及上海的地方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军。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的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既要与友军合作和协调，在情报战线上贯彻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中共的根本利益。况且，情报战线绝对不同于真枪实弹的战场那么阵线分明，这里战线模糊、队伍混杂，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不仅需要那种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更需要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斗争的艺术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甚至比斗争的原则性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上海后，便化名为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顺便提及一事，38年之后，1977年4月，当潘汉年含冤死于湖南长沙时，由于不能用真姓实名，他的妻子董慧居然用“萧叔安”的化名，为他树了一块墓碑，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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