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42)

四二

　　潘汉年还发觉张学良对旧军阀、政客政治那一套很熟悉，但缺少新的政治经验，这对他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是不利的。张虽然自认为东北军绝对服从他，但在联共问题上，张对旧的干部不信任，而新的也没有，这是他不敢公开亮出联苏联共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潘汉年建议派三、五个政治上能应付，有口才的干部来西安，充当张学良的代表，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鼓励他们赞同联苏联共主张，另派一、二个能写文章而没有党八股气的人，帮助张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后来，由刘鼎物色了吴奚如，留在西安为抗日同志会编《文化》周刊，宣传抗日，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张学良对此十分满意。

　　正当潘汉年在西安开展对张学良工作时，中央就与南京谈判一事进行了讨论，在作出具体决策之后，8月2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潘汉年，告诉他“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指示潘汉年接电后于7天内回保安，“接受新的方针”。

　　至此，潘汉年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之事，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

　　毛泽东办事向来细致。此电发出后的翌日，再次致电潘汉年。电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同时向他说明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最后，毛泽东要潘汉年立即取道肤施（延安），返回保安，面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并携带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函与密码，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潘汉年于9月初返回保安。从9月15日起，中共中央召开3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临的新问题。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潘汉年参加了这次会议。

　　据参加会议的刘英回忆，潘汉年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刚从莫斯科回来，说话有影响。关于潘汉年发言的内容，刘英作了如下记述：

　　“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指潘汉年的发言），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的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于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星期之后，9月24日，潘汉年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4人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了保安，结束了陕北之行。

　　五、初会陈立夫

　　1936年9月底的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陕北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富县张村驿，来了一行自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声称路过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代表团”成员之中，一个身穿高级军服，军服上佩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圆型证章，显然是这一行人中的长官；另一个穿着黑色西装，头戴礼帽，一手拎着黑色皮包，一手拄着洋拐杖，自称长官的秘书；还有两个人：一个扎武装带的副官，一个身着士兵服装的马夫。这一行人通过张村驿，即骑马到东北军的驻地，由东北军刘昆师长在约定的地方接应，然后乘汽车到达西安。

　　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呢？原来，这为首的是装扮成马夫的叶剑英。副官为彭雪枫，长官为边章伍，秘书则由潘汉年充当。潘汉年带着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立即去南京，而是随叶剑英先去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磋商有关问题。出于路上安全考虑，他们一行就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以迷惑外界。干这类事情，潘汉年当然是行家里手了。

　　10月2日，叶剑英、潘汉年抵达西安。10月4日，张学良会见了叶、潘两人，“谈至深夜”。叶、潘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信以及由中央草拟的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的内容口头告诉了张学良，希望双方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以建立民主共和国。张学良听后，坦率地认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一时难以接受。鉴于此时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部已由湖南回师甘、宁，原在洛阳受汤恩伯指挥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已先入潼关，10月1日正向宝鸡前进，奔赴宁夏。张学良估计，蒋介石想先打而后和，捡些便宜。为此，张建议由中共中央写信给他，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和谈前提，他再把这封信报告给蒋介石。叶、潘即照此办理。10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函张学良，信函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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