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38)

三八

　　潘汉年、胡愈之将上述考虑告诉了邹韬奋，邹韬奋深表赞同。几天之后，《生活日报》在香港正式出版。以后该报果然未提及两广的反蒋运动，并按照《八一宣言》的口径，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一份贡献。

　　与过去有所不同，潘汉年此次回国，不仅负有特殊的使命，还大大拓宽了他的活动范围：从文学的圈子扩大到了民主党派的核心领导层。尤其是救国会的工作，为他接触更广泛的上流社会人士打下了基础。

　　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从1935年冬至1936年初，上海先后成立了由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动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由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发起的文化界救国会；由周新民、潘大逵发动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1936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便将全国各地救国力量团结起来，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推动各党派的联合。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策划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

　　但是，当时救国会所提的口号比较激烈，不仅对蒋介石不起作用，也不利于国民党内各派参加抗日。为此，潘汉年向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做说服工作，并让胡愈之为救国会起草一个文件：《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接近。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征求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意见。沈钧儒同意在文件上签名，章乃器嫌文件内容“太右”，后经他作了部分修改，以《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为题，由沈、章、邹、陶4人联合署名，在《生活日报》上刊出。这个文件分析了自“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重申救亡阵线的立场是“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做到：“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活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一文件后来被转送到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他亲自给沈钧儒等4人写信，信上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还会见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物。为了获悉两广酝酿的反蒋内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以及桂系驻港代表王公度、刘仲容等人；他又通过当年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安插的老情报关系梅龚彬，会见了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一方面，潘汉年向他们宣传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另一方面，同他们联络感情，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港期间潘汉年通过柯麟的关系，会见了北伐名将叶挺。叶挺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春出国避难，漂泊欧洲。1932年秋回国后居住澳门，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由于长期与中共脱离了关系，叶挺寻找党组织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正在这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

　　5月的一天，在香港弥敦饭店，潘汉年约见了叶挺。潘依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旨在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不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要在两广和其他实力派中做一些将领的工作，促成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次会见，对叶挺的人生旅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

　　在这一时期，胡愈之是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这位比潘年长10岁的党内学者，对潘的领导作风和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在回忆中写道：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人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里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

　　出入于高级饭馆，往来于高级咖啡店，一身西装革履，口叼香烟，当时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甚至产生误会，但这可是工作的需要呵！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和必要的手段。为了便于胡愈之今后开展工作，潘汉年故意说他对共产党有意见，用这种方法帮助胡隐瞒身份，足见潘汉年的机智和对同志的一片苦心了。

　　当然，潘汉年对自己的下属又是十分信任的。他到香港后，就对胡愈之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但是对于不该让下级知道的事，比如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一事，他还是守口如瓶的。对此，胡愈之事后追述：

　　“他（当时）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始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正如胡愈之所说的那样，负有特殊使命回国的潘汉年，正做着胡愈之所知道的事情，也做着胡愈之所不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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