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28)

二八

　　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笔名，这是中共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秘密。周恩来是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于这则启事，谁看了都不会相信。况且，此时周恩来也并不在上海。自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不久，周便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前准备。显然，沪上各大报发表的这则“伍豪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污蔑造谣、蛊惑人心的惯用伎俩。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让真相大白于天下，2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发表了一则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伍豪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2月下旬，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上海各报刊登的这则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斗争》杂志的声明与毛泽东的布告，虽然铿锵有力，但由于受发行等条件的限制，影响范围较小。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名义，有必要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向舆论界作进一步澄清。

　　上海党组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汉年。这件事，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但陈云对此却有一个肯定的说法。1983年1月23日，陈云在纪念潘汉年的座谈会上，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在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我不了解地方党如何设法揭露国民党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

　　当时，潘汉年考虑到，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上海各报登载的这则消息，最好由各大报自己辟谣最为有力。当时的各大报中间，又以《申报》的影响为最大。

　　《申报》是上海滩上一家最早的日报。董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报界巨头史量才。此人祖籍江苏南京，出生于上海青浦县泗泾镇。这位曾经是清末秀才的旧时大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投身于报界，接办了《申报》，由于经营有方，这份日报订户大增、名声鹊起，至三十年代初，史量才的《申报》在国内同行中成了佼佼者。能在这份报上辟谣，对消除《伍豪启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疑会起重要作用。而当时，史量才的思想也比较激进，因为他一向提倡“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他认为报纸“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之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史量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表示异议，十分不满意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举措，也同情被“剿”的共产党人。不过，潘汉年等人与史量才的关系浅薄，于是就通过著名教育家、文坛友人陶行知，去做史量才的工作。果然马到功成。

　　2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广告称：“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是一种曲折的辟谣方式。虽然在事实上也是对日前该报刊登的《伍豪启事》的一种否认，因为此伍豪的广告未能刊登，已经刊登的伍豪启事之伍豪显然与此伍豪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则辟谣广告还不够明了，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仍由潘汉年出面，通过潘的单线联络员黄慕兰的关系，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个否认的启事。陈律师认为，他虽然为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他就难以解释了。他建议代找在上海营业且担任《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大律师巴和，由他代表伍豪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启事的全文如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有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笔名。这则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的别名，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这则启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前一个《伍豪启事》伪造的真相；同时，又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国民党特务尚不知周恩来此时已不在上海，见此广告，就派人去找巴和律师，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诙谐地回答：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伍豪仅仅是他的别名，你们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到他。国民党特务吃了一个软钉子，怏怏退去。

　　潘汉年为伍豪辟了谣，这在他看来完全是份内之事，事后也就再也没有提及过。周恩来对此毫无所知，事后也无人向他提起。《伍豪启事》引起的这场斗争，在纷扬了一阵后，悄无声息了。

　　那么，《伍豪启事》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据当事人回忆，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股总干事张冲。张冲亲自起草的这则启事，交给一个名叫黄凯的中统特务，分送上海各报，其目的是想在中共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党涣散瓦解，并乘机打击周恩来。由于潘汉年的努力，这则启事的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至于张冲本人，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逐步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表示敬佩，并与潘汉年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8月11日，张冲在重庆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查阅旧报刊时，查到了《伍豪启事》。伍豪，不就是周恩来吗？于是，红卫兵将这“特大情报”报告了江青，并捅到了毛泽东那里。江青等人得知此事，乐得弹冠相庆，借此机会想加害于周恩来。周恩来不得不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为自己申辩。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从1931年1月参加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1932年2月赴中央苏区期间每月每日的大事记等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诬陷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而此时，为伍豪辟谣的潘汉年，正被关押于秦城监狱。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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