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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事情的前后经过,潘汉年都了如指掌。当时,有个名叫沈寿亚的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的文书,此人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人称“老枪”。潘汉年对这支“老枪”很重视,自从与他发生联系后,便要他长期隐蔽下来,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老枪”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特别行政科,担任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员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妥善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吴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没有多久,沈发现有个叛徒秘密自首,向敌人提供了张浩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好一网打尽。潘汉年得此情报,又向沈取了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翌年,张浩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年,潘汉年也去了莫斯科,与张浩等一起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这是后话。

  几乎在保护张浩等共产党人的同时,潘汉年在营救著名的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夫妇过程中,又发挥了他的特殊作用。

  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并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旋即被解押到南京,关押于国民党“模范监狱”。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首先在上海拉开帷幕。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告全国工友书》,并作出关于援助牛兰夫妇的《决议案》。世界许多著名人士如宋庆龄、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营救活动中,有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掌握的,这就是证明牛兰夫妇被关在监狱里,并且还活着。这无疑又是一个够辣手的难题。潘汉年接受任务后,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在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最后只好释放了牛兰夫妇。

  从上述例子中不难发现,潘汉年的确神通广大。在潘汉年的情报网点中,除黄慕兰、“老枪”沈寿亚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翌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时人讽称杨度等六人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避居天津租界。待到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杨度复出。“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影响下,杨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曾多方营救。李牺牲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在这期间,杨度还秘密探听中共消息,并有心要加入共产党。关于这段情节,有人曾作过下述介绍:

  “民国十六年以后,杨度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周旋于上海群雄之间,时某大闻人曾向杨度投过门生帖,称之为老师,杨度亦乐得每日受些膏火之资。其实此公雄心不死,暗中仍在参与政治活动。杨度有同乡之弟王某,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陈赓将军是亲戚。王某跟陈赓将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杨度面前曾有意无意地透露跟陈赓的关系。杨度不仅不害怕,反而嘱咐王某介绍他跟陈赓见面。陈赓知道杨度曾经是‘封建余孽’,踌躇未决,特请示周恩来同志。

  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周恩来同志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不妨与之联络。于是,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客。杨度是一个思想作风等方面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杨度认为共产主义跟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相同,故更加同情革命。这件事情传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耳中,李大为惊异。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乃派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跟杨度见面。潘为武汉时代邓演达、郭沫若主持总政治部之宣传干部。国共分裂后回上海从事公开文化运动及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素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名。潘与杨见面后,双方各逞所能,议论风生,居然甚为欢洽。潘与罗绮园、李求实(李伟森)从事筹备出版《红旗日报》时,潘以杨擅长书法,请杨代书《红旗日报》之报头。杨毫无考虑,一挥即就,潘袖杨之题字向李立三覆命,李立三乃信服,并将杨之题字,立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对于杨度的思想转变,当时中共党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得知杨度要求入党的心愿后,曾找他作了一次长谈,鼓励他继续保持与政学系、改组派的联系,从中了解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并鼓励他继续留在杜月笙身边。杨为杜公馆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为党的斗争提供信息。

  1929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入党,后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一名秘密党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秘密党员作内线,完全可以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果然,杨度没有辜负组织上对他的期望。他入党后,出入龙潭虎穴,为党搜集了大量情报。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特科情报科长后,他更是老而弥坚,忘我地为党搜集情报,及时地转交给潘汉年。潘汉年机智沉着,指挥有度,杨度练达世事,处处谨慎,使这一情报网点,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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