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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当然,在我们事后追述潘汉年与鲁迅之间友好交往的这段史实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位伟人表达由衷的敬意。像鲁迅这样有如此成就的文坛宗师,而且年长潘汉年24岁,为什么能放弃门户之见,心悦诚服地和攻击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协助潘汉年筹备“左联”?这里,既有鲁迅那种胸怀若谷的个人品格和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在起作用,也有潘汉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和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风范气度以及独有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

  在取得鲁迅先生同意和支持的同时,潘汉年以极大的精力,亲自顾问“左联”筹备小组的建立。他广泛征求党内外作家的意见,做好认真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夏衍、阿英、吴黎平、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洪灵菲……文化界党内作家、党外进步作家,潘汉年一个个找到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们出马组建“左联”。

  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由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推选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12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一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拟出“左联”发起人的名单及起草“左联”纲领。会议决定这两个文件一经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送中央审查。

  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遂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成立阶段。潘汉年因有其他的党务工作,同时还要联系成立其他革命社团组织,因此没有参加“左联”筹备小组的具体工作,但据夏衍回忆,这个12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的一次会议,却是潘汉年主持的;在有关“左联”纲领、发起人的名单、组织关系草案拟出之后,潘汉年不仅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还派专人报请鲁迅先生审定。由此可知,筹备小组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进行的。潘汉年为“左联”的成立费尽了心血。

  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以“文委”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筹建“左联”的预备会议。地点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二楼。会议以茶话会的形式进行。参加会议的大约二三十人,鲁迅到会并讲了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据此,会议首先对过去文学运动中所存在的“(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等严重问题,表示谴责。其次提出了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的严厉破坏”;二是“新社会的理想的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是“新文艺理论的建立”。会议一致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的必要”,并郑重宣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即将成立。

  这次会议后,潘汉年即与筹备小组具体讨论了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成员及分工,并由潘汉年汇报中央批准。

  根据潘汉年的精心安排,成立大会的会场选在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现多伦路)交界的中华艺术大学。“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3月1日下午,潘汉年与夏衍等人一起到会场进行最后一次考察,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不仅对校内各个房间,而且对会场内外的每一个死角,都作了仔细的检查。特别对鲁迅的安全保卫工作,潘汉年作了专门布置。潘告知夏衍,他在会场内外已经安排了大约20个工人纠察人员,其中4个身强力壮的专门负责鲁迅的安全。他说:“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会场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潘汉年还关照夏衍,让他告诉冯雪峰和柔石,“万一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先生先从后门撤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潘汉年对鲁迅是多么的爱戴!为了保障鲁迅的安全,他的工作是多么的细致,其措施又是何等的具体、周密,体现了他在白色恐怖中足智多谋的战斗风格。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召开。冯乃超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潘汉年则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这篇“讲话”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三十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意义,也是研究潘汉年文艺思想的重要材料。

  “讲话”首先剖析了“左联”成立的时代背景。潘汉年认为,我们现正处在“一个旧有的经济基础到了不可避免的动摇崩溃,而形成急剧的变革时期”,“城市的民族工业非但没有发展的可能,且日见衰落倒闭”,“工人所遭受资本的进攻,愈见残酷,随之发生目前继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农村经济的破坏,更为显著,一般农民的贫穷化,失掉土地的贫农日渐增多,因此贫农与地主的斗争更为深入,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弥满了全国。”“左联”正是在这种“中国革命复兴的浪潮,正在高涨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基于上述判断,潘汉年进而说明“左联”成立的意义:“这联盟的结合,显示它将(有)目的(有)意识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

  接着,潘汉年又指出了“左联”应有的任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最后,潘汉年强调说,上述所列举的四点,“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

  由于这篇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表的,因此,对当时文艺战线,特别是对“左联”的行动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左联”的诞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潘汉年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已留存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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