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11)_杨澜

一一

　　况且，电视本来就充满了乐趣。

　　就在今年四月份，《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我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很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尽管如此，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我们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进去“探探路”。这一“探”，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我们坐下来细细“消化”，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我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二十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拚抢。不等陪同我们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我们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我们的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十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仍飞似地溜走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我们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我们再多拍一会儿（拍电视的，求人的时候多了！）也许是见我们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我们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我们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

　　后来，她又领我们去了亚洲馆，后来，又到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

　　等到大汗淋漓的我们吐出一口长气，说：“谢谢，我们大概可以结束了。”经理小姐才突然想起什么，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板约我开午餐会议，我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对不起，经理小姐，我们可不是有意的。

　　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号字体给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划、制片、导演、编辑、解说、主题歌演唱”等一串头衔，就差没写上自己是“摄像”了。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样才显得主持人“名副其实”，多才多艺，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制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

　　在《杨澜视线》的制作过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体配合的重要。先说膝俊杰导演吧。我与他的相识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当时他率《飞越太平洋》剧组赴美拍摄，在哥伦比亚大学采访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和灵活多变的摄制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现在的合作。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镜头，每段串联都要求很高。有时串联词太长，我出点儿小错，如一两个字的发音没有咬准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来过。说实话，过去没有一个导演对我要求如此严格。观众听一遍就过去了，似乎也不必那么认真。但我心里知道他是对的，而且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导演把关，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线不理想，或背景不够有特点，或构图不美，他都会要求重拍。当观众对《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质量表示赞赏时，我认为头一份功劳应该归滕导。

　　从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们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我的先生吴征承担了这份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我们采访的基辛格博士，美国电视主持人的元老级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前局长等人都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与他们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他们迟迟没有确定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写了这么多，似乎该收笔了，但我的确还有不少感受无法一一铺在纸上。《杨澜视线》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划和制作上的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我自己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为此，我感谢观众。

　　但是，当有些朋友还把评论停留在“杨澜的发式如何如何”或“杨澜是否比以前漂亮”之类的话题上，我想对他们说：“这些其实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的视线早已超越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节目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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