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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战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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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己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的政治报告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担心的问题”。他对“文革”中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也有意见。这些都作为异说被哨兵记录在案。哨兵的登记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楞”, “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发现“八大”的中央委员到“九大”不足一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留下的也不足一半,他“扳着手指头数”, “流泪4次”。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发脾气、闷声出气。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狗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二次上报:“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7月2日,江青在催促定案的同时,还指示专案组:“我现在还有点时间,希望七、八、九3个月把主要案犯的材料弄出来,向中央报材料。”“每个案犯都要摘一个传记,要详细的。”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三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的人说:“不写不行,从八岁写。”“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交代”——写第二次简历材料。 他把这种“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上的罢官,70年岁月象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囹圄,而生活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腿,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在他的简历中深情记述的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象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10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判”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写出历史真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彭德怀的老战友黄克诚则拒绝写交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主审人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置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黄克诚拖着长声回答:“我——知——道!”“知道也要念!”“看不见!” “你戴眼镜干什么?”几个审讯人一齐站了起来。黄克诚仍不理睬;主审人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主审人骂黄克诚:“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决没有好下场!” 黄克诚怒气填胸,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囚室严密隔离,“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的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辨出了是黄克诚。他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他们又走到一个“战场”上来了。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三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痛恨抗议,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擂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道:“犯想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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