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大批斗(2)

大批斗(2)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 1 ）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 2 ）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 3 ）右隔角内小量积液（血）；（ 4 ）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时比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二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工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七·二〇”事件：1967年7月20日，武汉市广大群众和军队官兵出于对文革小组的“左”的错误的强烈不满，围困了去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数十万军民举行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被中央文革小组指为反革命事件。]

　　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的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往墙壁上撞得咚咚响。造反派还递给她最后通碟：“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8月31日晨7点，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大夫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才弄明了她的身份。

　　半夜，浦安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她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历史巨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宣将剩勇追穷寇》。“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掀起又一次批彭高潮。在北京，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的报告一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他顽强地挺着腰杆，屹立于大地之间。

　　残酷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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